“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首《离骚》,让某高校文艺学专业研究生龙旭回忆起自己的高中生活,“同学们摇头晃脑,背着《离骚》,很有古风。只可惜,当初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现在基本都‘还’回去了。”
记者随后采访了部分在校大学生和刚刚走出大学的毕业生们,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背不出来”。“早忘了”“不会背”“只记得一点点”是记者听到最多的回答。
面临传统文化日渐遇冷的问题,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详细阐述了从小学到大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要求,强调逐步落实课程标准修订和开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
对此,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和教育体系迫在眉睫。
那么,传统文化的传承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新形势下,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其融入课程?
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
“伴随着背完就忘的古诗词、古文等,中华文化这个‘模糊的概念’似乎在我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当被问及“在校学到了多少中华文化”时,龙旭如此回答。
龙旭感叹道:“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床前明月光’‘谁知盘中餐’外,现在的大学生还有多少能原文背出《出师表》《兰亭集序》?还有多少能完全理解文章的含义?真的不多。”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运峰的亲身经历佐证了龙旭的想法:“十年前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恰逢中秋,大家在一起联欢,我书写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位研究生毕业不久的朋友说,‘你怎么记得那么牢,我当时也背过,但考完就忘了’。”
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之一。“不进脑”“不走心”,不仅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困境,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
比重大,为何收效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坦言,从小学到高中,语文课程中“古诗词和文言文的内容大约占课文总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大量的古诗词和文言文进入语文课堂,为何收效甚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当下的教育理论与方法都有反思的空间。“中华文化是道器合一,核心是人格论与价值论,即培养人才首先是做人的根本价值,然后延及知识系统,而我们现在是‘西体中用’,即采用西方教育的知识论与工具论来对待中华文化,导致‘得其形而遗其神’。”
袁济喜进一步解释:“从六艺之学到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价值之学与知识体系的结合,而现在文史哲分科的教育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并不相同,因此,采用这种现代分科教育,及其学科体制下的知识论去从事中国古典诗文教育,效果不会太好。”
“许多教师、家长以及学生认为,学习唐诗宋词、经典古文的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并非为领略和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因此就流行‘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的说法。这种‘三怕’实则直指考试,因为考试一旦结束,就会把文化财富当成负担,丢得一干二净。”刘运峰指出,多年来形成的教育功利化、应试化倾向是收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大多数家长只关心孩子‘语数外’的成绩,对于涉及道德品质、综合素养方面的课程基本不大留意,更有甚者觉得开设这些课是浪费孩子的时间。”
传统文化如何入课堂?
“现阶段,我们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承传统文化。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便是根据人生的不同阶段从事教育与熏陶,主要应因材施教。”袁济喜对《纲要》中从课堂入手的分学段文化教育模式深表赞同。
“基础教育,主要是依据人性的初始阶段,应以文学熏陶为主。青少年阶段应加强中华经典文化中的思想性与哲理性,以及文明礼仪方面的教育。大学阶段,则可以在经典的选择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趋于专深。”袁济喜说。
刘运峰认为,传统文化包罗万象,语文、数学、历史、政治等课程都需要浸润传统文化的成分,而且也应该因阶段施教,“改变开设课程门类太多、课时太少,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什么都学不透的局面”。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绝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而是要加强公民文化自觉和文化坚守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敬畏、崇尚、尊重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刘运峰强调,“传统文化要入课堂,但不能止于课堂。”(本报记者 晋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