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庄里找寻中国的影子

    清澈的河水，辽阔的山野，四季的更迭，时光的轮回。在沂蒙腹地的小山村，167户农民过着细水长流的生活，锅碗瓢盆，嬉笑怒骂……

    ——这是一部很简单的纪录片。由著名摄影家、导演焦波带领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摄制组，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扎根373天，像“墙上的苍蝇”一般记录了这个普通村庄的四时之美和村风民情。

    对土地的爱恨交织，对故乡的不忘初心，对梦想的孜孜以求，村庄的日子看似平静，然而婚丧嫁娶、家长里短，无不涤荡着生活的苦乐和人性的复杂……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纪录片。那些寻常日子里的鸡毛蒜皮在大时代里发着微光，让观众看到幽默下隐匿的酸楚，琐碎里蕴含的深刻，触碰到当代中国农村最真实的社会肌理。

    2014年春天，这部名叫《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录片已经斩获了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在内的9项大奖。经过小范围试映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它。编剧苏小卫说，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了最真实的乡村，触动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勾起了乡愁。媒体人罗昌平说，这部作品浓缩了人生，让人在眼泪和笑容里体味到世间的五味杂陈，这共鸣超越了城乡和年龄的界限。摄影家贺延光说，这部作品好就好在能让人在无奈中深思。

土地: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他初次出国时，他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了他的箱子底下，并告诉他，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用红纸包里的东西煮一点儿汤喝。后来他知道，那红纸包着的正是灶上的泥土。

    类似的风俗，在焦波的故乡鲁中山区也在流传：如果有人客死他乡不能葬回故土，就要捧一捧家乡土放进棺材里，人是回不来了，但这土会永远陪在他身边。

    这样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焦波，他一度认为“农民爱土地就该像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一样天经地义”。所以，当片中的主人公——年近六旬的村民杜深忠对他说“我对土地没一点儿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无奈”时，焦波的第一反应是错愕和意外。

    杜深忠是杓峪村的“异类”，他身材消瘦，头发蓬乱，却双目灼灼。他是村里唯一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报纸的“文化人”，也是其他村民眼里“不会管果树”的“半个娘们儿”。他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会拉二胡；他当过兵，向报社投过稿，然而到头来“一事无成”。

    他终究是个农民，需要从地里刨食来养家糊口。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果树，却遭遇了市场不景气，他要在每斤5分钱的差额上与人讨价还价。地里的玉米被獾糟蹋了，他却认为比獾更可恶的是那些昧着良心卖假种子的人。“花十分的代价，得不到三分的收入，熬时间都熬得心疼。”这让他很“受伤”。年关将近，他在教训儿子时，说出了“这二亩贫瘠地不养人”的话来。

    “杜深忠想走却走不出来，他对土地既爱又恨，很失望又离不开。那种纠结，对他来说是种悲剧，但他在片子里说出了很多人想说没说出来的话。”焦波被深深触动，“土地对杜深忠的回报不是他想的那样，但我总觉得他的不爱是因为太爱，爱之深，才恨之切。”焦波说，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人，都有很重的土地情结，最后又得回到土地中去，“因为故乡有娘，土地也是母亲。”

故乡:走得再远，也不要忘了从哪里出发

    2013年底，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乡村里的中国》从2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纪录长片奖。评委们认为：“它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2014年年初，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后城镇化工作要着重解决好“三个一亿人”问题。此前一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乡愁，如今已不再是文人墨客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个人情绪，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共通的情感归宿，这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焦波的家乡，村口有家小卖部，如今老板娘整日里百无聊赖，年轻人都出去了，村里人越来越少，她的生意也就越发惨淡。每次路过看到这一幕，都让焦波心里发毛，“城镇化的脚步太快了，村庄在急剧消失。到我们老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故乡可回，这很悲剧”。

    这也是焦波放弃自己的家乡，转而选择杓峪村进行拍摄的原因之一，“因为杓峪村的人眼睛更干净”。

    张自恩是杓峪村党支部书记，官虽小，事却多。招商引资、挖树修路、调解矛盾，他为村里干了不少活，也得罪了一些人。村民张光地对他怀恨在心，不断上访要求查账，却又找不出什么问题。可过年了，他依然提着年货去看望张光地。“论家族，我叫你叔；论村里，我干着书记。公是公私是私，东西不多是我的一点意思。”面对张自恩的坦诚，正在剁肉馅的张光地并没接话，只是在咚咚咚的剁肉声里，两人的矛盾已慢慢消融。

    “为什么那么多人向往这个小山村？除了山清水秀，还有村风民情，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如此的简单直接。”焦波认为，“通过乡愁，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找到了自我，能在这里实现‘心安’”。

    据了解，纪录片试映以后，已经有人想去杓峪村买院子搞开发，有人想把它纳入古村落保护范围。“片子要是真在全国上映，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去这个村，大开发，大旅游，必然会带来村貌的变化，民风的变化。”这种效应让焦波始料不及，也有所担心，“但是保护不等于不改变。改变的应该是交通、住房、教育，让村子变得更宜居；不变的应该是那份干净质朴，那份勤勉执着。”

梦想:20岁时候的梦想，到60岁都没破灭

    杜深忠思思念念几十年的琵琶，终于花690元买到了。这价钱相当于他们家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面对妻子“整天趿拉着鞋趿拉着袜还抱个琵琶穷酸”的质问，杜深忠说：“人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哺养，需要高雅的因素去填补，这才叫品位，这才叫素质。”

    这段对白颠覆了很多观众对中国农民的固有印象。“他们中有些人对文化、精神、素质的追求远超我们的认知，而且更加带有自然的质朴色彩。”中文纪录片门户网站良友网在推荐词中这样写道。

    “不仅是杜深忠，所有村民在面对生活与梦想时，那种艰难，那种挫败，那种无奈，无奈之中又那么坚持，甚至在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这种复杂而纠结的状态，感染了观众。

    摄制组的到来，让杜深忠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理解。他把焦波视为知己，在拍摄结束后，他悄悄地告诉焦波：“我还有一个梦想，有一间书屋，有个大窗户，太阳能照进来，能抛开老婆的唠叨，静静地读会儿书。还要在门口放一块泰山石，写上‘松石书屋’。”他怕焦波以为自己是在开玩笑，又认真地补充道：“焦老师，这是我20岁时候的梦想，到60岁都没破灭过。”

    “我想表现的就是农民的这种信念：尽管现在还不富裕，但是一直有追求。即便面对无奈和痛苦，依然要坚持和隐忍，这是对生活的执着，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身上最值得歌颂和敬佩的气质，也是当下社会所缺乏的精神属性。”焦波说。

    已经离开杓峪村一年多了，焦波还是时常想起初到杜深忠家的情景。那是一个破败的小院，土坯石头房，柴门洞开，阳光可以射进来一米见方的地方。一位老农，蹲在那张光影的“宣纸”上，蘸了水，挥毫走笔，写的是《道德经》。明晃晃的阳光洒在那几十个字上，仿佛能把它们照活，方寸之间弥漫着耀眼的浪漫主义色彩。

    为什么片子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甚至很多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人都深受感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认为：“因为这部作品是对生活的思考和提炼，人人都能从片子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也能从这个村庄找到中国的影子。”(本报记者 焦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