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赢大宇宙 先赢小宇宙

    在人类各种古老哲学中，都有类似比喻：人脑是一个小宇宙，接收和反馈大宇宙的信息。康德所谓“头顶上的星空与内心道德律令”，佛教思维“一沙一世界”，中医所谓“天人合一”，都是这种比喻的典型例子。当下，我们很可能疏忽了小宇宙的竞争。这就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学者曾华锋、石海明新著《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制脑权》，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提出的时代命题。该书提出，即使赢得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乃至制网权——全球公域的制权，但一旦失去制脑权——心域的制权，一切都是白搭，只能像一些国家那样为美国打工。

欲制脑，先治脑，前提是智脑

    从全球公域到心域，21世纪的安全竞争正经历着从大宇宙到小宇宙的跨越。在笔者看来，欲制脑，先治脑，前提是智脑。

    先说智脑。每个人——每一位军人、每一个公民，都要有健全的思维，这是克敌制胜的前提。俗话说，欲正人，先正己。当我们还在迷信所谓普世价值，遗憾甚至反感中国特色时，我们已经输了。领导干部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共产党员没有带领普通群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能建成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谈不上智脑，如此，再先进的武器都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仍历历在目。

    再说治脑。近代以来，国人服膺“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而现在，我们的武器装备有了跨越式发展，更大的隐患是心理落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194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的。然而，那只是政治上站起来——人民当家作主，精神上——如何对待西方（包括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仍然没有站起来。中国何以精神立国？这是跨越时代之问。为此，德国崛起的例子值得借鉴。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以文化解构文明，让日耳曼民族摆脱蛮族的形象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中国传统上是世俗社会，其崛起打破所有历史大国以宗教起家的惯例，因而“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中国的斯宾格勒、马克斯·韦伯在哪里？如何写出“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可以说，以中国梦阐释中国崛起的世俗伦理、激活社会主义梦，是治脑的关键工程。

    最后说制脑。当代较量，正己是为正人，智脑、治脑是为制脑。《制脑权》将国际竞争的关注点从话语权上升到制脑权，着眼于中国从追赶、竞争性选手向新型领导型国家升级，极富前瞻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破除普世价值神话，还要挖掘传统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底蕴，实现中华文明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伟大转型，开创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引领、开创人类新文明。这是作者对软实力概念和全球媒体时代竞争法则的必然逻辑延伸。

    古代中国人秉持“天下无外”观念，认为地缘政治并不重要，重在赢得人心。近代中国落后了、挨打了，认同了西方落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中国与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21世纪，我们只有复兴传统文明、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新文明，才能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全球媒体时代战争的三大终结

    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是应对大安全挑战的时代呼唤，为此要进行安全观、安全战略的升级换代，进行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安全理论的创新。《制脑权》以“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为题，抓住时代变迁——全球媒体时代，探究新时代的战争法则，着眼于国家安全战略制订，为应对大安全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概括起来，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存在三大终结。

    其一是时空的终结。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今，“道”并非如日月星辰，在大宇宙中闪耀着光芒，而更多是掌控小宇宙后所描绘的结果。在全球媒体时代，战前大规模舆论造势——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化学武器，阿富汗基地组织即将发动圣战，卡扎菲在制造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铺天盖地都是这种新闻，不容你不信。不掌握全球媒体法则，谁又能辨别是非？待真相大白，生米煮成熟饭，舆论战收益早已显现，谁能奈何得了造谣者、侵略者？！现代战争，是在全新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着眼于认知空间，战争持续时间短，变化极其迅速，这使得以多数人名义实施暴政、颠倒黑白成为可能。如无智脑，不能治脑，只能被制脑，成为全球媒体时代战争法则的牺牲品。《制脑权》以活生生的战例，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其二是内外的终结。古人云，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正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今，内外之别已不那么清晰。《制脑权》提出，自然空间、网络空间之外，认知空间安全更为关键，它将华尔兹“人-国家-战争”的三维空间进行了解构，终结国内、国际二分法，以及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传统法则。笔者认为，这是大安全时代的精确预见。苏联解体后，中国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这是针对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国际安全问题出现新的变化：首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难以区分。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新疆等地的暴力恐怖事件，也非单纯的国内安全问题。一句话，经济全球化带来安全全球化挑战。其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难以区分。海上安全问题既可能是传统海上岛屿、岛礁领土争端引起，也可能是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引发，原有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区分可能过时。再次，安全防范与安全维护难以区分。网络安全凸显就是典型例子，既有防范黑客攻击的难题，也有维护网络开放、安全、自由的矛盾，甚至其威胁来源也不明了，既可能是国家网络部队攻击，也可能是黑客组织或个人行为。最后，安全威胁来源与安全治理难以区分。传统上，猫和老鼠的游戏角色分明，逻辑清晰。如今，网路恐怖袭击等行为表明，安全威胁来源，安全管理机制更复杂化、多元化。因此，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呼吁我们着眼于包括自然、网络、认知空间在内的大安全。这是《制脑权》一书的重要提醒。

    其三是战争的终结。乔良、王湘穗在《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中提出，战争的界限日益模糊。《制脑权》作者在后记中坦言，其思想深受“超限战”的影响。在全球媒体时代，制脑权已经不再是攻心术的雕虫小技，而是事关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生死存亡之道。俗话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信息时代，这句话就发展为制脑者治人，制力者治于人。心域的竞争，是克己制敌的关键。非智脑而不能治脑，非治脑而不能制脑。从心到脑，这是中国军事思维的革命。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要赢大宇宙，先赢小宇宙。曾华锋、石海明师徒参透时代之本质，把握未来之趋势，振聋发聩地提出“制脑权”概念，在信息时代真正体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老智慧，颇有打造全球媒体时代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气魄。(特邀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义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