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古城

    根据国际上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日照两城，是亚洲最早的城市。

    “从遗址的规模和人口的承载数量来看，它极有可能是这一地区龙山文化时期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是两城镇龙山文化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谈起两城镇遗址，山东省文物局的一位考古专家难掩兴奋，“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遗址和文物被发现，两城镇遗址所展示的农业文明、酒文化、陶器制作工艺，也让我们有机会去揭开几千年前先民生存状态的神秘面纱。

沧海桑田后古城再现

    两城镇位于日照市东北部，南距石臼港约20公里。遗址分布于镇西北岭一带，一部分压在现代村舍之下，遗址北面有两城河流过，东距黄海约6公里。遗址范围据估测约在百万平方米左右，为海岱地区所见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

    踏进荒草丛生的野地，可能谁也想不到这里每一捧土上都留有先民生活过的痕迹。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湘和祁延霈，第一次对该遗址进行了3个多月的调查。其间，他们发现了包括两城镇遗址在内的若干处龙山文化遗址。1936年初夏，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祁延霈、刘燿到两城镇遗址再次开始发掘。此次发掘收获巨大，除发现的50多座墓葬以外，还有数量巨大的玉器、陶罐、石器等文物。发掘显示，两城镇遗址的文化堆积以龙山时代为主，还有少量的周代和汉代的遗存。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文物部门对两城镇遗址的数次考古调查之后，基本摸清了遗址的轮廓和规模。确认在两城地区南北1000米，东西1050米的范围存在文化堆积。文化堆积以现在靠近两城镇的村西和村西北一带保存相对较好，最厚的地段厚度在2米以上，大部分在2米以内。还有一部分压在现代村舍之下，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很多文化堆积已被破坏。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山东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学家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聚落形态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并对该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科学发掘。经过多年探索，两城遗址慢慢显露出全貌：除30平方公里内的中心遗址外，还发现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壕。

    统观发掘区内的龙山文化遗存，其形成过程大体能从层位上加以推测，并由此可以划分为六个时间段。这六个时段，基本上体现出了两城镇遗址发掘区内龙山文化遗存连续的使用和堆积过程。据有关专家介绍，龙山文化居住区的房屋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建造—废弃—再建造—再废弃”的过程。

    “这里出土了全国唯一的一件兽面纹玉锛，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玉钺也是玉器中的精品；陶器器型十分丰富，出土的器物造型几乎涵盖了此后历朝、历代的器物造型。”日照市文物局副局长刘红军认为，从许多实物遗存分析来看，日照在龙山时代无疑是海岱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

    两城镇遗址出土的文物不论陶器、玉器还是农业工具，大多精巧细致，体现出很高的工艺水平，其中尤以龙山黑陶最为著名。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栾丰实教授认为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表面打磨光滑、表里漆黑、器壁很薄、器形精美”。

    两城镇遗址的陶器外表修饰以素雅光洁为其特征，并且陶器制法先进，快轮普遍使用，一般陶器胎薄而轻巧。其中常见的蛋壳陶高柄杯，陶胎厚度大都在0.5~1毫米之间，尤其在少量器型的盘口部分只有0.3毫米左右，可见以“蛋壳”喻其胎之薄并非夸大其词。

    “如今被称为‘华夏艺术之魂’的黑陶，其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而日照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位考古专家介绍说，“两城镇遗址的东部和东南部为近海区域，推测其曾经是洼地或沼泽地，由于水的作用，使得包含有大量混合物的黏土得以自然形成，并以其可塑性和其他特殊性能而被人们开发，用来制作陶器。”直到今天，很多陶匠还是会选用这类黏土来制作陶器。

    在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上千件陶片和许多不同种类的盛器（罐、瓮、鬶）及各种器盖表面都发现了极为相似的修整痕迹，似乎也在说明陶器生产在当时已经形成稳定的生产模式，有全职或定时的专门手工业者生产大量不同种类的、造型复杂的陶器。

再闻尘封千年的酒香

    除了制作精良的陶器之外，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大多磨制精致，其种类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凿、石镰等。这些工具的大量使用，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的农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与进步。

    根据中美联合考古队用考古聚落研究方法推算：仅在两城镇遗址及其周围地区的873公顷土地上，当时这一地区就可能居住着6.3万多人口，这是要以发达农业所提供的粮食为基础的。根据解放初期我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资料，处在刀耕火种阶段的原始农业，亩产谷物50~70斤，最高可达100斤左右，人均口粮也在400斤以上。如果由龙山时代两城镇及其周围地区常住人口反推当时该地区粮食总产量至少为2500000斤，耕地总面积至少在50000亩以上，可见日照地区龙山时代原始农业之发达，土地承载能力之高。

    “这里降水充沛，气候湿润，源自五莲山脉的短促河流在滨海地区形成了较早的农业文明。”据日照市博物馆馆员张雪晨介绍，当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是种植的水稻、粟、小麦和大麦，其中水稻占据了主要的比重，被人工种植的大豆可能是植物蛋白的摄取来源。采集业在当时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考古学家们还在这里发现了葡萄和李子等水果遗存。

    农业发达也带来了饮酒之风的兴盛。专家通过对出土陶片上的残留物进行检测，发现了酒的成分。当时酒的主要发酵物是稻米、蜂蜜和水果，酒主要由稻米制成。专家在标本中还发现了含量较高的酒石酸或酒石酸盐，这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使用野葡萄作为酒的发酵物，中国葡萄酒酿造“西来说”也不攻自破。刘红军说，这个发现把中国酿葡萄酒的历史提前了两千余年。

两城镇遗址的保护难题

    两城镇遗址规模及内涵为同时代所罕见，具有极高的考古和历史价值。那么，如何保护好这一规模巨大的遗址呢？

    专家介绍，造成遗址被破坏的原因很多，其中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是重要因素。因为遗址很大一部分是现代居民区，当地居民在修建建筑过程中一般是挖去熟土（一般为文化层或遗迹堆积），把房屋地基直接建造在生土之上，造成了遗址的毁灭性破坏。城市基本建设对遗址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占压和损毁，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占压和破坏还在继续。再者，为提高经济收入，当地很多居民或在遗址上种植桑树等深根系植物，或建设蔬菜大棚占压遗址等，都对遗址本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栾丰实就曾表示：“看到当地农民挖桑树沟，感觉就像挖我的肉。”

    除了人为破坏因素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外，遗址本体也面临着一些自然不可抗因素，如暴雨、积水、自然风化、潮河及其支流河床的摆动冲刷对沿河一带的文化遗存的破坏性影响。

    倘若让两城镇遗址上的所有住户和建筑物等全部搬走，在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山东考古研究所教授王永波认为，应该采取在重要区域限制发展的方法，如限制新建房屋，限制种植大型乔木和根系发达的灌木等。因为大棚对遗址的破坏性较大，所以大棚，特别是暖大棚必须实行强制拆除政策。（本报记者 赵秋丽 本报特约记者 周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