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海雀村,地处乌蒙山深处,是“苦甲天下”的地方。1985年这里的群众还过着“家家断炊、衣不遮体”的日子,贫困程度之深震动了中南海。快30年过去了,4月10日,记者驱车前往海雀村,探访这个贵州的“西北角”。
早晨9点从贵阳出发,穿行在乌蒙山的云雾间,山高路险,沟深弯急,一路上记者看到3次翻车、经过2次滑坡,晚上7点多才到达海雀村。
海雀村位于云贵交界,平均海拔2300多米,曾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聚居着彝族和苗族群众,神秘的夜郎古国遗址仅有一山之隔。夜色中,路灯照亮了通村路,翠竹掩映着村寨,山坡上点点灯火,远远传来阵阵犬吠,一幅带着浓浓乡愁的山村画卷展现在眼前。
4月的乌蒙之巅,夜里气温常常零下。走进村会议室,红红的炉火,暖意融融。县里的驻村干部詹以香给记者拿出一沓“精准扶贫”入户登记卡,卡上详细记录着农户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里种了什么作物、养了哪些牲畜、上年有多少结余、今年增收重点和困难等信息。“我来海雀6年多了,以前,虽然我们也经常走访农户,但都对情况只是掌握个大概。自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省里要求落实‘精准扶贫’,我们村干部不仅要到每家每户把表填好,每个月还要挨家挨户走访两三次,随时掌握情况。这不,春节前后,毕节市委的胡吉宏副书记都来了3趟了。”詹以香告诉记者,他们这里的扶贫工作已经走上了精准化的轨道,每家每户都有量身定制的脱贫致富计划,一级抓一级,签下责任状、任务书,干部身上的责任和压力也越来越大。
走出村委会的院子,村主任文正友指着村后的几架山岭对记者说:“以前,这里都是荒山,我父亲、老支书文朝荣带领大家坚持植树20多年,森林覆盖率从5%增长到70%。”借着月色,不远的山峰浑然墨绿,听得到阵阵松涛、闻得到杉树的清香。文正友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海雀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85年的33元增加到2013年的5460元,贫困人口从730人降低到250人,贫困人口也都得到了定点帮扶。村里出了3名大学生,村民自编自演的《苗族大迁徙舞》还获得贵州原生态舞蹈大赛铜鼓奖。如今的海雀村,不仅解决了温饱,群众的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
说着说着已经是晚上9点,但是山村还没有一丝睡意,家家户户都亮着灯火。记者随机敲开了贫困户王文光的家门,一家人正围坐在火炉旁的沙发上看电视,屋里电磁炉、电饭煲、洗衣机一应俱全。见记者进门,王文光的妻子张志梅又是沏茶又是让座,33岁的她一身苗家穿戴,一脸喜气,透着健康。去年,她不仅养了马和羊,还去新疆摘棉花,一年就挣了一万五千多元。而王文光在自家五亩洋芋中套种红花,创收近6000元,农闲时帮人盖房又收入6000多元。今年他们盘算着把二层楼盖起来。说完自己的打算,王文光笑着说:“多亏各级干部帮我们找活路、出主意啊。你看,种哪样赚钱快,牲口防疫哪样做,都是他们找人给我们说的。我只有小学文化,有好处的政策都不懂,他们就来给我讲,合作医疗、扶贫资金都是他们帮着办的。”
记者又来到村民朱学友家中,他10岁的儿子既活泼又懂事,见客人来了就跑去搬椅子,记者问他长大想干什么,孩子兴奋地把手举得老高:“想当发明家!”朱学友是村里有名的勤快人,院坝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家里养了三头牛两匹马,去年地里收了1万多斤粮食,加上自己的木工手艺,一年就收入了4万多元。“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算是个文盲,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学到知识和技术,比我过得好。村干部请来了市里、县里的老师到村小学给娃娃们上课,我们村的老师也到省城去培训,看着儿子爱读书、学得好,比什么都让我踏实。”
夜深了,记者在乡里住下,翻开毕节市委副书记胡吉宏的调研报告:“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三个月里三进海雀村,让我对全市精准扶贫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市里提出的帮扶、产业、培训、危房改造、生态移民、基础设施等扶贫工作“六个到村到户”的基础上,胡吉宏细化出了“十子工作法”:扶谁的贫,对象在哪里?要瞄靶子,建识别机制;贫困的原因在哪里?要梳辫子,建分类机制;谁去扶?要结对子,建驻村机制;扶贫资金哪里来?要找票子,建融资机制;怎样激活群众主动性?要甩膀子,建动力机制;如何精细化?要造册子,建管理机制……“绿遍海雀始为好,福泽百姓方是春。”这副村委会门上的对子,让人对这里的未来充满希望。(本报记者 吕 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