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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格非50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很少重读自己作品的格非，借着小说集《相遇》、随笔集《博尔赫斯的面孔》的出版，有机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回望过往的写作生涯。
写作压力来自同行
《相遇》收入了《迷舟》《青黄》《褐色鸟群》《相遇》《蒙娜丽莎的微笑》等12篇小说，这是格非写作历程的缩影。“重读《迷舟》《相遇》的时候，我突然回到了那个年代。经过这么多年，叫我再去写《迷舟》《相遇》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了。那种清新，不可能再有。”谈起20多年前的成名作，格非有些感慨。
在作家冯唐看来，虽然历经20多年的世事变迁，但格非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格非的作品是我理解的‘好的文学’。也就是说，从文字上，他没有故意把一粒米爆成一个米花儿，没有非常刻意地用无数形容词，而是用文字本身的质感来激发读者那部分只有文字才最容易激发的对世界的体验。”冯唐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读格非的作品时，感觉有点西化的味道，但现在回头去看，并不觉得他的文字别扭、过时，这说明好的文学具有抵抗时间的能力。
作家阿乙把《迷舟》称为先锋小说唯一的代表作。为了梳理《迷舟》的线索，阿乙特意画了一个纵横交错的表格，“《迷舟》像一个圆形的、互为因果、不停运行的宇宙。我从来没有想到一篇小说可以设计得这么深，而且几乎设计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
长久以来，格非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业余作家，如果无法维持高水准，他会选择中断写作，这使得他有可能“在一个比较节制的状况下来处理写作和生命的关系”。
“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说法，他说舒伯特31岁去世，死得正好。他如果再活下去，一定会变得浮浅、堕落。那么我想35岁去世的莫扎特可能也是如此。”格非也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事实上，在写作《人面桃花》之前，格非有过近10年的停顿，“那时候我想可以告别文学了，可以不写了，我觉得在大学里教教书、读读书就很好。后来之所以想写，是因为有愿望，要重新来写。”
格非坦言，他写作的压力，不是来自读者、批评界或者文学奖项的评选，而是来自于作家同行。他说：“当一个同行认为你可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时，我马上会觉得有一个巨大的任务，得让我特别看重的这些同道看到，我没有掉得太快，而是能维持一个水准。”
学者格非的文学观
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十几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又是十几年，教师是格非的“主业”，这也是格非可以坚持业余写作的重要原因。在散文集《博尔赫斯的面孔》中，《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城堡〉的叙事分析》等文章，显示了学者格非的视角，无怪乎出版方冠之以“文学公开课”的名号。
阿乙在读《包法利夫人》时，找来了《〈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做参考。他发现，这篇文章好像一位老师，能带着他去阅读，和自己盲目读书有很大区别。“包法利夫人怎么就自杀了？格非的解读是有创见的。虽然给她放债的人比较可恶，但是她没有必死的理由。这是一个沉湎于幻想的女人，当社会‘突然翻脸’，社会的真相一下涌到面前，她承受不了，所以自杀。而且格非还把包法利夫人的自杀跟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阿乙说，这体现了格非的学养。
媒体人吴永熹对《博尔赫斯的面孔》中两篇谈论卡夫卡的文章印象深刻，“格非强调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喜剧色彩和作家的幽默，这是长期为人们忽视的。在大多数读者的印象中，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无限黑暗、充满痛苦的地下世界，他们没有注意到，卡夫卡对于荒诞的描写其实充满了喜剧色彩，而在他的小说中，反抗往往来源于充满喜剧色彩的‘孩子气’。”
对西方文学的熟稔，让格非对中国文学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观察，“在18、19世纪的欧洲，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出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慢慢式微，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对于中国，黄金时代的发生差不多是从现代文学开始的，像梁启超、鲁迅这批人，一直到新时期，还是处于黄金时代之中。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时代才在中国彻底终结。也就是说，文学不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了。而在黄金时代，文学承担了特殊的功能，社会对文学的期望，文学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今天，我们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有人在写作，在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文学虽然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可是对某些人来说，还是很重要。”
对于未来，格非很乐观：“我今年刚好50岁，要面对新的任务。接下来想写的东西、促使我写作的愿望，是全新的。我可能会为它激动，会来小心地处理它，也会享受写作带给我的这种特别好的感觉。”（本报记者 杜 羽）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著有《迷舟》《相遇》等中短篇小说40余篇，《人面桃花》《春尽江南》等长篇小说6部，以及《塞壬的歌声》《博尔赫斯的面孔》等散文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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