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的两大根基

    在世界历史学科中，德国历史学家们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和卡尔·兰普雷希特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天。

    欧洲的19世纪是科学的时代，在天文学的引领下，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都取得了一系列改变人类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对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于这个世纪的30年代出版了《实证哲学教材》，提倡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人文科学中，提出了实证精神，创立了社会学。与孔德同时代的兰克则在历史学领域中完全地实践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要严格考证原始史料的来源，对史料进行深刻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原历史，提出了“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应怎样书写”的原则。然而，兰克只注重政治制度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完全忽视社会史和经济史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卡尔·兰普雷希特针对兰克史学以研读档案资料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事件历史”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历史的概念。兰普雷希特强调，历史学家不应仅从政治的和国家法律的视角考察历史，而应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等多个视角进行考察。兰普雷希特提出的这种史学方法在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有关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兰普雷希特虽然遭到了占主导地位的新兰克史学派的激烈批评，但却被公认为是20世纪德国结构史学的前驱。

    20世纪以前的德国历史学家们秉承兰克史学排斥兰普雷希特结构史学有着很深刻的社会原因。英国和法国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无论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还是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站在欧洲的前列；而仍然处于帝国政治制度状态的德国却被落在了后面，德国的人文学者们力图通过反思历史来解释德国落后于英法的原因，因此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十分重视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他们从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中世纪的历史，由此造就了一批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

    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界受到政治的影响被笼罩在纳粹主义的阴影之下，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犹太历史学家先后流亡英国或美国，还有一批历史学家因政治观点不同被投进了纳粹的监狱，当然也有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加入了纳粹的阵营。在德国纳粹的政治背景下，这些具有纳粹身份的历史学家尤其注重中世纪历史中日耳曼人因素的研究。二战之后，德国历史学家们一方面对此再三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很多中世纪史研究的机构。

    20世纪50年代末，以弗莱堡大学教授戈尔德·特伦巴赫为首的弗莱堡学派占据着德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半壁江山，这一学派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承袭了兰克史学的学术传统，其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从历史学的视角，探究德意志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路径，王国和基督教教会的关系；二是研究中世纪政治思想理论的演进；三是从法学的视角剖析自然法、罗马法、习惯法以及教会法对政治制度的影响。50年代末期，德国历史学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兰普雷希特开创的结构史学的回归。曾先后受聘于德国美因茨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法学史教授卡尔·西格弗里德·巴德尔率先冲破了德国中世纪史学传统的藩篱，另辟蹊径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中世纪的村庄和社团，先后出版了《作为和平和法律范围的中世纪的村庄》《村庄共同体和村民》等专著，在德国历史学领域开了社会史研究的先河。巴德尔在进行社会史的研究中采用结构史学的方法，结构史学不局限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分支研究领域，而是要超越个体和事件的过程，把所有这些研究领域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在巴德尔研究的启发下，以研究中世纪史为中心的康斯坦茨中世纪史研究会于1957年至1960年连续四年召开相关内容的研讨会，并于1963年将这四次研讨会的论文编辑为《乡村的起源及其性质》的两卷本论文集。从这些论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兰普雷希特提倡的文化史的史观以及结构史学的方法论重新被德国史学家认同；抑或也可以这样说，法国年鉴学派研究方法被引入德国制度史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作出极大贡献的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奥托·布鲁诺，他采用结构史学的方法研究中世纪早期的政权，提出了“整体家族”的概念，这个“整体家族”是西欧中世纪政权的政治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版了一批以结构史学方法研究的中世纪社会史方面的著作。领军者是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卡尔·博斯尔，他把中世纪社会看作是自成一体的一个整体，在其著作中较为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和社会史的理论。阿尔诺·博斯特是与博斯尔齐名的中世纪史学家，他于1973年出版的《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中世纪社会。博斯特在这本著作中强调，他并不是在描写历史，而是通过对史料的阐释和整合进行设想，因此首先要考虑到人的经历、生活的空间以及共同的生活，其次还注意人与人之间以及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在可见的社会机制中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由此，博斯特把结构史学的社会史的研究与德国传统的实证主义的制度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开拓了学者们在中世纪早期研究领域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对在美国出现的计量史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研究过去不应借助现代化的方法，因此提出了文化转型的概念，再次强调了兰普雷希特提出的文化史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西方历史学家们根据美国民族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文化包含了人类所能赋予意义的一切”的观点，提出了“新文化史学”，他们认为仅通过传统史学中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不能完全地了解和认识过去，而是应该强调过去的那些历史阶段自身的价值和自身的独特性，应该说新文化史学受人类学、心态史学、日常生活史等的影响很大。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史学在研究视角上没有很大的突破，在研究对象上也没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叙事史的复兴”，但与传统的叙事史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学更强调那些很明显的大的历史事件与隐性的社会现象相结合，例如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心态的变化等这些不易被察觉的历史现象。正因为这些是不易被察觉的历史现象，所以新文化史学没有明确的历史分期。

    进入21世纪，那些曾经被深深打上传统烙印的德国历史学家们渐行渐远，但德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依然没有偏离兰克和兰普雷希特奠定的历史科学的两大根基。今天研究中世纪史的德国历史学家们不仅依然采用实证史学和结构史学的方法研究中世纪史，与此同时他们还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上个世纪历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对他们的中世纪史研究成果进行反思。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延伸阅读

    利奥波德·冯·兰克是19世纪德国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被西方史学界誉为实证主义史学大师。他所创立的兰克史学对整个历史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就是通过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献资料，并依靠这些经过考证的史料，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即所谓“如实直书”原则。此外，兰克恪守政治史传统，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十分重视国家这一实体，其著作《英国史》《法国史》《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等均以政治史为主题。晚年，他将历史发展归结为全能的上帝，彻底否定了此前从现实推导出事情动因的做法，完全改由从宗教信仰上寻求解释现实历史的答案，甚至从客观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