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制度缩短院士学术成长时间

    编者按 

    杰出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具有典型的年龄特征。错过了学术成就的黄金期，将影响或耽误他们的发明与创造。缩短科学家学术训练的年限，让他们提前进入到研究发明阶段，是各国高等教育专家一直探索的，而博士后制度正在成为很好的解决方案。作者以从我国博士后制度中成长起来的院士为研究对象，剖析了这一制度对院士成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博士后制度缩短了学术成长的时间

    比较那些通过博士后训练后成长为院士的博士后院士（本文特指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到中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科研工作站从事科学研究，后成长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员）与其他院士的年龄可知，其他院士的平均年龄为59.2岁，而50位博士后院士的平均年龄为51.3岁，博士后院士的平均年龄比其他院士的平均年龄年轻7.9岁，这种年龄优势，对他们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希教授是中国博士后院士中当选当年年龄最小的，也是当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年龄最小的，时年只有42岁。现在他是清华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超分子组装与聚合物薄膜方面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的成果，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可以说，博士后制度缩短了杰出科学家成长的时间，有助于他们在学术研究领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博士后制度聚焦了专业研究方向

    专业是基于社会职业分工和学科内在逻辑而确定的一种划分方式，它既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职业反映，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学业类别。对于跨入学术殿堂的初学者而言，除了缩短学术成长时间，还需要适时地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否则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专业又处在不断变化中，将可能会缩短自己的学术生命。

    统计分析发现，50位博士后院士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专业与当选博士后院士专业一致性分别为82%、89.8%、94%及100%。这组数据显示，学位高低与今后专业方向一致性成正比，即接受高等教育学位较低时，与今后的专业方向一致性较低；学位越高时，与今后专业方向的一致性越高。到了博士后阶段，专业方向已完全锁定，博士后阶段的专业方向与今后成长为院士的专业方向100%吻合。博士后院士在他们做博士后时，根据科学研究的前沿和自己的兴趣，完全聚焦了他们的专业方向，坚定了自己今后要开展研究的问题，这对于他们深入该领域研究并取得成就大有裨益。

博士后接受了学术大师的洗礼

    博士后进入博士后科研站前需要选择自己的合作导师。合作导师既能给博士后提供学术的引导与指导，也可以为博士后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协助与帮助，优秀的合作导师是博士后学术成长的良师益友。

    据不完全统计，博士后院士的合作导师都是全国学术界的知名大师，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为国家和科学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很多人也是院士。如我国第一位博士后院士欧阳钟灿的合作导师郝柏林研究员，早在1980年就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除2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外，他还先后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多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在理论物理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又如博士后院士梅宏教授，他的合作导师是成功研制大型软件开发环境青鸟系统的杨芙清教授，她于1991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除先后2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还获得何梁何利奖、潘文渊研究杰出奖等。再如博士后院士朱日祥研究员，他的合作导师是有“黄土之父”美誉的刘东生研究员，他于1980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又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等荣誉称号，并成为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最高环境科学成就奖——泰勒环境成就奖的科学家，还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竺可桢奖、李四光奖、陈嘉庚奖及何梁何利奖等多项奖励。可以说，学术大师作为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在学术方向指引、道德学问等方面对博士后院士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博士后制度提供了学术成长平台

    学术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学术环境，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设备、研究条件和研究团队等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也是一名杰出科学家成长必须具有的平台。

    从博士后院士过去做博士后的科研流动站来看，它们都是国家重点大学或国家级科研院所，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中的“985工程”大学，也有国家级研究院所的国家地震局、总参第61所等。其中，“985工程”大学占56%，中国科学院占42%。唯一的来自非“985工程”大学或国家级研究院所的韩德民院士，现供职于北京同仁医院，但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首都医科大学也是北京市市属重点大学，他的耳鼻咽喉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由此可知，国家重点大学或国家级科研院所为博士后院士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

    总之，博士后制度为博士后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学术成长环境，可以预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院士从博士后中成长起来，博士后制度正在成为培养杰出科学家的沃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 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战略发展与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71273034〕支持）

拓展阅读

    李政道和博士后制度

    中国博士后制度是一种促进年轻科技人才成长的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制度，它是由中外爱国人士及科学家倡导并由邓小平同志指示创建的。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Columbia）荣誉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对博士后制度的创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分别于1981、1983和1984年三次向邓小平同志力荐，并参照美国博士后发展写出书面报告，对中国博士后在站点建设、招收、人事管理、培养、待遇、就业等规划出详细的行动方案。1985年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到2013年年底已招收博士后118403人，出站博士后70289人。

    我国现有50位博士后院士

    博士后院士是指经过博士后训练后成长为院士的科研人员。到最近一次院士增选的2013年，我国共产生博士后院士5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1人。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欧阳钟灿研究员是我国第一个博士后院士，他1944年出生，于1984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后于199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苏义脑教授和欧进萍教授是首批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博士后，他们分别于1990年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后在2003年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诺贝尔奖得主平均年龄59岁

    据诺贝尔奖官网数据，下图为1901年至2012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得主获奖时的年龄分布。59岁为诺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其中最年轻的为25岁的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劳伦斯·布拉格，他与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于1915年因对Ｘ射线晶体结构的研究而获得当年的物理学奖。最老的得主是2007年经济学奖获得者90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