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文化流派》：县市文化研究的首部专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起，国内出现了“文化热”。但是县市文化研究一直空白，直到2013年12月，由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编的《虞山文化流派》由广陵书社出版。这是我国县市文化研究的首部专著，它不仅为我国县市文化研究提供了范例，而且对今后如何搞好县市文化研究也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

    常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商末周初，周太王的儿子泰伯、仲雍率领部分亲属和徒众，在常熟附近的梅里，建立句（勾）吴国，是为吴国的前身。春秋时期，虞山青年言偃北上拜师孔子，是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尊为言子。他学成回来，传播孔学，道启东南，人们称他“南方夫子”。西汉魏晋以后，常熟文化崛起，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成流派。

    《虞山文化流派》着重展示全国知名的虞山琴派、虞山诗派、虞山画派、虞山印派、虞山书（法）风、虞山藏书流派。本来，以常熟县治虞山镇命名的虞山文化在各个时期都有代表人物，在各个朝代都有代表作品，如果一一写来，也可是一部小型的常熟文化通史。但该书另辟蹊径，只写了这些文化流派。

    常熟的古琴文化，名满全国。徐晓山之后，又出现了著名琴家陈爱桐、虞山琴派创始人严天池、徐青山，代有传承，一直到现在，出现了古琴名家吴景略（1907-1987）。虞山琴派直接影响了日本古琴、广陵派、诸城派以及近代今虞琴社的产生和发展。2011年，常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非遗——古琴艺术重要保护地区”称号，可见虞山琴派不止在中国而且在邻国日本以至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虞山诗派是形成于明末、壮大于清初的一个重要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钱谦益、钱曾、陆贻典、钱龙惕、陈祖范等，阵容强大、泽被深远。经由山东大诗人赵执信（1662-1744），虞山诗派的诗风传播到了中国北方。虞山画派的源头是元代四家之首的黄公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誉满全世界。布衣画圣王翚（1632-1717）是此画派的开创者，主持绘制了《康熙南巡图》。他弟子众多，声望煊赫，他所创立的虞山画派是清代影响最大、声誉最著的画派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虞山印（篆刻）派肇端于元代缪贞，形成在清代初年。林皋、沈龢、王瑾三位篆刻先驱是虞山印派的创始人，但虞山印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赵古泥（1874-1933）的影响更大，不少论著称赵古泥开创了“新虞山（印）派”。虞山书派更独树一帜。唐代的“草圣”张旭，是常熟书坛的鼻祖。虞山书派的著名人物杨沂孙（1813-1881），是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古雅”的诉求是他对于书法高端审美的理解，是文人学者型书家所追求的书艺境界。在虞山书派中，翁同龢的书法，“同治、光绪推为天下第一”。到了现代，萧蜕庵（1876-1958）的“诗心剑气”的书风，也被人广泛称道。常熟的藏书文化举国皆知，有“常熟藏书甲天下”之称。脉望馆的藏书，钱氏文化世家自元至清的藏书，藏书世家毛氏汲古阁的藏书和刻书，常熟张氏的藏书（历二十二世），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翁氏藏书，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作出了难以估量的杰出贡献。

    《虞山文化流派》揭示了虞山文化一以贯之的“流”，又展示了虞山多种文化的“派”，原已完成了该书的预定任务，但该书并不到此止步，而是在各个篇节中进一步总结了虞山文化流派何以历千百年而兴旺的发展经验，从而使这部文化研究专著有了现实意义。

    虞山文化之所以赓续不绝，一是因为常熟重视教育。从唐始，到清末结束科举，这里共出了状元8名，榜眼4名，探花5名，传胪3名，进士486名，举人、秀才数千人。一个县出了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是罕见的。这种尚文的风气，客观上促成了虞山文化诸多流派的产生。

    二是常熟重视文化创新。虞山的各个文化流派，代有创新；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人人创新。“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首创“浅绛设色法”，对明清山水画的影响至深。书法家张旭开创狂草艺术之先河。汲古阁主毛晋既是著名藏书家，又是一位大出版家，“影抄”法是他的一大发明。

    三是虞山文化诸流派的名家，还都长于理论思维，都有独到的理论体系，被当世和后世所珍奉。更为难得的是，常熟文化流派的多位名家，都有商品意识、产业意识。毛晋藏书，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但他刊刻书籍，也讲究“营利”。明清两代，书法家以字养字（即所谓“鬻字”），已经是他们广泛接受的生活方式。杨沂孙曾经标润格卖字而且价格不菲。实践证明，一个文化流派特别是一个艺术流派，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能被读者、观众接受，卖不出去，是难以传诸久远的。

    重视教育，重视创新，重视理论思维，重视艺术的传播性，便是虞山文化流派如长流水一样至今发达兴旺的几个重要原因。这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中华文化，显然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