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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01日 星期二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

    ——写在太湖文化论坛2014年巴黎会议召开之际

    严昭柱 《 光明日报 》( 2014年04月01日   08 版)

        两千多年前,汉朝张骞通西域,历尽艰辛,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时代。从此,各国使臣频繁往来、“相望于道”,僧侣和学者、商贾和工匠络绎不绝,穿越沙漠和绿洲、跨越雪山和草地,从东方古都长安到欧洲名城威尼斯,踏出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直线距离达七千多公里的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其历史同样久远。秦始皇、汉武帝都曾遣使出海。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谱写了不畏艰险、跨越重洋、和平交往的英雄史诗。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凭借先进的航海仪器和高超的观星定位技术昼行夜驰,出南海,横跨浩瀚的印度洋,造访阿拉伯―波斯地区,西抵非洲东海岸。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无数先辈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开辟、拓展丝绸之路,可歌可泣,功在千秋。这是中华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理念的伟大实践,是世界各国人民热爱和平、友好交往永恒的历史见证。丝绸之路的历史充分表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但是它的历史贡献永远不可磨灭,它的精神价值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一、丝绸之路是物质文明交流传播之路。沿着丝绸之路,各国高层相互馈赠、民间商贸交往频仍,众多物质文明成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经此传入欧亚非各国,阿拉伯的香料和玻璃、地中海的香菜和豌豆、印度的蔗糖和扁豆等经此传入中国,融入并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

        科技成果的传播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的医疗技术及药材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外医药卫生互通互补的新发展。中国古代优秀的重农文化及农具的西传,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兴起有着重要推动,对欧洲农业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更是深刻影响了欧洲文明的进程:火药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堡垒,指南针促成了欧洲人的环球远航和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和造纸术促进了欧洲科技传播和文化发展。

        二、丝绸之路是精神文明交流融合之路。丝绸之路不仅跨越巨大的时空,而且沟通不同的文明。多种宗教经丝绸之路先后传入中国,基督宗教、祆教、摩尼教等在隋唐时期,伊斯兰教随后在唐朝中期进入中国,和平相处,互容互通。而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已传入中国。到唐朝,高僧玄奘受命西行,赴印度学习佛经,取回梵本经论657部,并在长安亲自主持翻译,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实为世界翻译史上旷古未有之盛事。佛教逐渐吸纳儒家、道家思想而在中国本土化,广泛传播,成为长期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

        中国甘肃的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敦煌著名的莫高窟大量的佛教雕塑和壁画美轮美奂,妙丽的飞天身无羽翼,竟能长袖飘舞而凌空翱翔,甚或施展绝技、反弹琵琶,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艺术形象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而且融入多种文明元素,集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于一身,生动反映了丝绸之路文明交汇、相互融通的历史丰韵,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融汇创新的文化胸襟。

        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酝酿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法国在这次潮涌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法国注重传播欧洲的科学成果,派往中国的传教士里就有“国王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皇帝的支持下,先后带回大批中国典籍。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的翻译和研究,让伏尔泰惊呼“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不仅为法国汉学的兴旺奠定了基础,更兴起了风靡欧洲的“中国热”,催化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爆发。

        三、丝绸之路是人民大众和平交往之路。人民大众始终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主人。在丝绸之路成为官方往来的国际通道前,早已有着各种形式的民间交往。有考古报告称,在阿尔泰山北坡的巴泽雷克古墓群里,发现了公元前七世纪乃至更早时期的中国丝绸,数量众多,图案精美。据《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市场偶见蜀布、邛杖,问其来源,方知早有一条从中国西南翻山越岭通往印度等南亚诸国的道路。这正是所谓“铜鼓之路”“茶马古道”,即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又有多种文献表明,在明朝郑和远航之前,早有多条航线,从中国南方广州、泉州等港口出发,到达波斯湾及其以西海域。唐朝在广州已设置专司外贸的市舶使,出现外国人聚居的番坊;到宋朝,更健全了市舶司制度,鼓励民间贸易。

        为商贸、游历、迁徙等目的,各国民众和平来往于丝绸之路,沿途造就了安西四镇等一个个新兴都市,而原有的大都市更加欣欣向荣。据史料显示,在盛唐时期,古都长安人口达百余万,其中外侨超过2万,多是商人、僧侣和艺术家,而居住在广州的外侨则多达12万人以上,可谓番邦宾客云集,一片繁荣景象。同时,许多华人也到海外定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

        (作者系太湖文化论坛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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