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包容而共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习近平主席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用这句话强调文明的包容性，“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

    多彩、平等、包容，描摹了人类文明的理想样貌，勾勒出文明交往的基本框架。这是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积累的经验，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浪淘沙中获得的共识，是对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入体察，是对文明互鉴意义的深刻认识。其中，多彩回答了“同一性”“多样性”的历史问题，平等消解了“强文化”“弱文化”的狭隘语境，包容则指向了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简明的词语，深刻体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碰触、打量、交锋、冲撞与融合。

    回顾中西文化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包容共识的来之不易。看看西方人几个世纪来如何看待中国：最初，马可波罗将它点染成了东方的奇幻之邦，有着广袤的土地、富庶的城邦、精巧的珍玩和宏大的征伐战争；然后，利玛窦、闵明我又把它纳入了天主教视野，虽肯定中国的文明与道德观，却“心痛”于中国人始终是“异教徒”。直到欧洲启蒙时代到来，莱布尼茨、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才深入到了文明的核心层面，进行了中西文化互鉴的探索，并开始将中国视作独立、平等的文明主体。

    对比来看，中华文明自身的文化包容性在世界文明史上显得十分突出。中国对待各种外来文化，总体来说体现了包容、吸收和转化的特点，这才形成了传统中国文化多彩多姿的样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吸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现象。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观察起始较晚，却因为节奏紧凑而尤为耐人寻味。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大体上被称为“夷务”，在随后的20年被称为“洋务”和“西学”，到了90年代就变为了“新学”。从魏源的“师夷长技”、郑观应的“富强救国”，到五四时期有识之士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再至由梁启超、张君劢、胡适引发的“科玄之争”，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态度由怀疑排斥到赞赏崇拜，最终达成了以世界文明为坐标、以民族文化为本位进行现代转型的共识。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各种文明的交往不是“主体—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问题；文明的同质性只能导致僵化和衰败，多样性才能引发交流和激荡，让文化发展处于流水不腐的状态。所以，包容固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对多元共存事实的承认，但又何尝不是在拓宽本民族文化的可能、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

    人类历史披沙拣金，为今天留下的每一种文明都是相对成熟的文化形态，都有着坚固的宗教、哲学、习俗、制度构架。因而，包容的对象并非狭义的文化，也包括各个国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与制度选择。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唯我独尊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隔阂与排斥往往与蒙昧相伴，开明与包容却总是带来文明之光。包容的心态本身就是文明史演进的成果。它是对“多彩”的肯定，对“平等”的尊重，更是文明共融的前提。汤一介先生曾言，相对于“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而只有求同存异、美美与共的包容态度，才会让“文明的共存”变得更有前景。（本报记者 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