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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又逢甲午。两个甲子前的1894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亚洲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数千年文明史的“老大帝国”惨败于一个“蕞尔小国”。回顾这段历史，既能回应现实关切，又能倾听未来呼声。基于此，从今天起，本刊陆续发表一组文章，敬请关注。
晚清以甲午战争为高潮的中日冲突，决定了近代东亚力量格局的走向。当时，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并认为能否达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而清军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结果，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日本把打败中国作为国家战略核心
1868年发动的明治维新，把近代日本导向扩张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认为，与日本相似的岛国英吉利之所以富强，主要是依靠近代大工业生产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劫掠性贸易，日本也必须走这条发展之路；欧美各国的民主制度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应仿效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统一系”的天皇集权制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奉行俾斯麦式“强权即公理”的实力外交路线。如此，日本遂形成东西复合的赤裸裸的军国主义。
1868年4月6日，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就以天皇名义发布《御笔信》，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明治政府把扩张海外作为国家战略，其核心是打败中国。明治初期，日本因力量尚不足，避免与清朝直接冲突，而是首先谋取琉球（1872年），又进犯台湾进行试探（1874年），并逐步加紧对朝鲜的侵略渗透（1875年）。至1890年3月，“大陆政策”底本出台，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和外相青木周藏炮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意见书，称日本本土为主权线，与日本安危相关的中、朝等国为利益线；日本不仅要防守主权线，还要保卫利益线；在近期内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的滨海地区，乃至把朝鲜和满洲并入日本，明确规划了以大陆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战略。为此，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便从多方面为进攻中国、打败中国做准备——
改革军制。早在1873年初，明治政府就颁布《征兵令》，仿效欧洲国家，用普遍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建立常备军，按德国操法训练士兵，同时设立陆海军各种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军士和军事技术人才，并对公民普及军事教育。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统全国兵权于中央”。1883年，将军队的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
扩充军备。1880年，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建言天皇，把扩充军备作为当务之急。经多年发展，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到国家预算的30%，1892年又增至41%强。大力发展海军是日本扩军备战的重点。1868年以后，明治政府采取增加税收、发行海军公债等方式购船造舰，并专门针对清朝北洋海军的特点，着重提升舰队的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已拥有55艘舰艇，加上4艘代用商船，总排水量约为7.26万吨，总体实力超越清朝北洋舰队，军舰航速、火炮射速明显优于清朝海军。
发展军事工业。学习德国经验，建立类似克虏伯公司的大兵工厂，为此把关口制造所、长畸制铁所、石川岛造船所、横须贺制铁所分别整治扩建成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据1887年的统计，它们共拥有动力机械69台、蒸汽动力1511匹马力、工人6870名。而当时日本的其他34家民用工厂，只拥有动力机械58台、蒸汽动力905匹马力、工人4588名。
局部改革的清军仍是旧式军队
反观清朝，虽然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一度令朝野震惊，开始意识到防范的必要，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清朝各方面准备严重不足。
首先，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普遍缺乏认识。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许多清朝军政大员还视日本为“弹丸之国”“蕞尔小国”，对日本国体政体的变化漠不关心，对日本军力已超过中国的严峻现实茫然不知，没有意识到日本的决定性进攻已迫在眉睫。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后，便停止购买舰船、炮械，应当用于改善军队装备的海军经费甚至被挪用来修建三海和颐和园，供慈禧享乐和庆寿（1894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寿）。
其次，军事改革步伐缓慢，军队近代化程度低。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兴办军工企业，仿造近代枪炮舰船，创建近代海军舰队，并开设新式军官学堂，培养陆海军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但晚清的这些改革、自强措施，受到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的严重阻挠，举步维艰，进展缓慢；而且，各种举措都由封建官僚采用封建衙门的方式经办，任人唯亲、派系倾轧、各自为政、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传统恶习，很快便渗透到新机构的各部门中，使新兴的事业无法得到健康发展。搞了30来年，国防工业仍极其孱弱，始终未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特别是由于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使得军队组织体制的改进甚微，军队维持着旧的勇营编制。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南、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仍是拿着一些新武器的旧式军队，未能真正形成近代化战力。
其三，塞防和海防同时告急。19世纪60—70年代，中亚阿古柏和沙俄入侵新疆。日本进犯台湾、并吞琉球、入侵朝鲜，正当新疆危机炽烈之时，清朝的塞防和海防同时告急，引发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最后形成海防、塞防并重的认识，反映出晚清在国防上腹背受敌、难以兼顾的实情。晚清在军事上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更加剧了这种状况，以致海防经营多年，始终未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没有对日战略的清政府举措无方
在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战争时，清政府因没有明确的对日战略，而心中无数，举措无方。
1894年（甲午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请求清廷出兵代剿。李鸿章一度担心日方借此生事，惹起战祸，因而心怀疑虑。日方以“我政府必无他意”的虚假承诺，诱使清朝出兵。李鸿章在毫无大战准备的情况下，于6月6日派遣2000多名清兵赴朝鲜牙山“助剿”。日本见清廷落入圈套，立即出兵朝鲜，占领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于7月23日闯入朝鲜王宫，囚禁国王李熙及闵妃，诱使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逼其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7月25日，日舰在丰岛附近海域偷袭清朝军舰，击沉运兵船“高升号”，日本陆军同时攻击驻牙山清军，由此发动伺机已久的对中国的决定性进攻。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此战，日本倾举国之力以求一搏，是要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清政府没有料到战争来得如此之快，也没有研究过对日作战的战略和方案。把持朝政的慈禧战和摇摆不定，当日本悍然挑衅、群情激愤之时，便支持对日开战，还认为可以轻易取胜；而当初战不利时，便“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具体负责战争指挥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寄望列强调和，未能积极备战，而且授权有限，事权不出北洋，难以起到全权指挥全局的作用。开战后，清朝指挥机构的组建，作战计划的制订，兵力的调动、部署都茫然无绪。
清廷当时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大致是“陆攻海守”：陆攻，增派几支清军赴朝，于平壤集结后南下，与先期在牙山的清军合击，驱逐在朝日军；海守，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的港口，北洋舰队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湾，并策应入朝清军。但在宣战之前，牙山清军已于7月29日战败北撤，“陆攻”计划随之被打乱；仓促入朝的清军攻不了也守不住，9月便全线溃退，很快又弃守鸭绿江防，日军得以迅速向辽东推进。海上，9月17日，北洋舰队在没有充分交战准备的情况下，前出至鸭绿江口，与急欲寻战的日本舰队遭遇，于仓猝应战中遭受重大损失；次年2月在日军海陆围攻下，全军覆没于威海卫。1895年4月，在“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情况下，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由此，日本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一战而击败晚清中国，占领朝鲜和台湾。（特邀嘉宾 军事科学院中国历代军事历史研究室主任 钟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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