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将更加了解中国作家”

    贝尔纳·布里赛是由本报举办的“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评选活动的主要评委之一，前不久，记者对他进行了书面采访。

    记者：您作为一名法国作家，怎么看中国书籍在法国的影响？在法国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品有哪些？

    布里赛：在法国销量最好的中国书籍是博学经典，但是法国公众并没有领会到真谛。就说论语吧，它有很多的翻译版本，最早的版本来自17世纪末居住在北京宫廷的法国耶稣会教士。它被当作一本普遍的道德标准的书籍，其中的道德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也得到了基督教的支持。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论语译本才能够经历三个半世纪延续流传。翻译版本林林总总的还有著名的论变化的奇书《易经》，最新的版本是由著名翻译家加瓦瑞完成的。这本书的读者未必是了解中国的博学之士或者是汉学家，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之根充满了好奇心。《孙子兵法》也是最受欢迎的书之一，尽管他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化。显然军人们都知道这本书。

    记者：在法国，哪类人群对中国书有兴趣？

    布里赛：有很多层面。第一种是大众群体读者，上面提到的书籍被不同的社会层面所接受，比如著名小说《水浒传》。还有一个群体，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学识渊博，出于好奇心渴望了解外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他们不是汉学家，是文学爱好者了，是莫言、余华、鲁迅的读者。还有一个群体是拜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学识渊博之士，特别是《红楼梦》，虽然此书人物繁多，对于欧洲人来说，人物名称复杂难记。《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也是如此。最后一个层面是汉学家还有中国爱好者。就我自己来说，我个人十分喜欢巴金和老舍，但是在这个领域我得承认自己不太懂中国文学。

    记者：中国前任驻法大使蔡方柏在这场活动的启动仪式上提到，十九世纪之前的法国思想家以及法国皇室在读中国书的过程中，深受中国思想家的影响。而在十九世纪以后这种文化影响是反向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吗？

    布里赛：确实，十七世纪末以及十八世纪的教士们使得欧洲人了解到了中国。他们是第一批汉学家。启蒙时代的作家们也为普及中国的思想作出贡献。因此中国处在知识分子界和文化界的前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度风靡法国和欧洲国家的“中国风”。然而，亲华风潮在19世纪变成了反华情绪，20世纪愚蠢的“黄祸”思想更是甚嚣尘上。我在新书《法国在中国》中说到这个问题，这本书即将发行中文版了。

    记者：您认为这一活动有促进中法交流的价值吗？

    布里赛：这个活动的创意高超。法国人将更加了解中国作家，中国人将更加了解杰出的法国作家。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场活动在我看来是有条不紊的，我期待它圆满成功。

    记者：您是历史学家，在您的专著《圆明园大劫难》中，您揭露了英法联军的抢掠行径。作为法国人，正常情况下不会愿意揭自己的短，您这样做的动力来自何处？说到这次评选在中国有影响的法国书，许多评委都给雨果的作品投了票，其中很多人都高度赞扬雨果对圆明园事件的评价，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布里赛：我十年前的作品《圆明园大劫难》的价值在于：使得法国人重新认识到自己在1860年这场悲剧中的责任。历史书中谈到中华民族时，不会提到这次文化犯罪，最简单的原因是，我们对于这场对圆明园掠夺和毁坏不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情，我们更想要忘记让自己感到耻辱的事情。只有雨果很著名的那封信中记载了这场悲剧。我赞同中国人主动谈及这封致英国军官的信，这封信的内容现在被刻在圆明园的大理石上。每个人都该铭记历史。我们可以谅解对方，却不该遗忘过去，这样才能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十四年前我参观了圆明园，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从圆明园出来时，我感到悲痛、耻辱。看到我祖先如此的行为我感到悲哀心碎。回到巴黎以后，我去了友丰书店和凤凰书店，两个都是中国书专卖店，我问是不是有关于破坏圆明园的书籍，他们说没有。英文法文的都没有。于是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出身的历史学家我决定自己写一写。

    记者：我们听说您的新书《法国在中国》中文版很快要在中国发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您写这本书的原动力是什么？另外，您写了很多以中国为主题的书，这些素材的来源是什么呢？

    布里赛：确实这本书《法国在中国》将要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徐忠良社长很有想法也很有勇气，报社此前在他的领导下已出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想写这本新书的念头来自我的发行人佩林先生。他回忆起法国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刻，始自18世纪清朝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宫廷里的传教士。书中也会提到中法的三次战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1885年因北圻远征引发的中法战争，以及1900年义和团起义。不得不承认两国关系鲜少风平浪静，中国与法国不是琴瑟和谐，很难有一段“蜜月期”。然而，就像大使吴建民先生经常强调的，法国和中国文化总是相互吸引。我觉得另一个方面，大部分的法国人，久居中国的外交官、军人、探险家、商人受到这个国家很深的影响，其中很多人热爱中国与中国人。更不用说像克洛岱尔和谢阁兰这样的作家，中国的居住经历成为他们作品的养分。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对中国产生兴趣？

    布里赛：1979年的八月，我第一次同妻子来到中国，那是毛泽东去世后的三年。首次旅行是非官方的，或者说是半官方的。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旗下旅游公司“东方之友”组织的一场旅行。于是我爱上了中国，爱上了中国人民。我许诺说要常常回到这个国度，并且遵守了这个诺言。1979年的中国和现在的大不一样。每一天，我都因为认识古老的中国，能够将之与今日的中国进行比较而欢欣鼓舞。后来我回到这里二十余次。像我这样的历史学研究者喜欢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因为她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当我向法国朋友提问“你们为何喜欢中国？”答案不约而同是：“因为中国人啊。”（本报记者 肖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