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之契合

    记者：您提及您的选译本最显著的特色是对历代注解的翻译。古往今来，《庄子》的评注者甚多，您选择评注者有何种标准？

    任博克：我的标准是：围绕原文本选择不同的声音。首先，我没有翻译那些从儒家、佛家、内丹学等出发，发挥自己思想较多的注解。这些虽然也很重要，但译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对其彻底发挥。其次，在原文本范围内，我尽量选择看法不同的注解，越不同越好。

    记者：早在理雅各译《中国圣典》时，便提出《庄子》中哲学观念无法在英文中找到相应词语翻译的问题。安乐哲也提出了中英文观念的不对等性问题。在翻译《庄子》的具体实践中，您如何看待并处理这类问题？

    任博克：在这方面，我非常同意安乐哲的看法，我们面对翻译时，都非常小心。我们不可能在英文中很快找到中文的对等词语，这种词语根本不会存在。在这种状况下，翻译的最基本单位不再是词语，而是一个语句、一个意境。

    因此，我在翻译时，注重对《庄子》文脉的把握。依托文脉，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中不一定使用同样的英文翻译。但同时，我也会在脚注中作出提醒：这在中文原文中实质是同一词语。英语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似乎跳到另一个问题了，但在原文中实质还是同一个问题。作为补充，译本最后的术语表对原文中的重要观念、有特殊用法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注释，如“生”“成”“知”等，因此读者会对这些词语产生更为明晰的理解。

    记者：西方汉学家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及研究方法与中国学者存在较大差异。请问，您对中西方的研究观及研究方法有何看法？

    任博克：中西方可以做更细微的划分，欧洲与美国不同，大陆与港澳台不同。我简单谈谈中国大陆学者与美国学者之间在研究上的异同。大陆学者，尤其是研究儒家和道家的学者，传统意识与正统观念较重，有时很难从传统中跳出来反观文本。他们也使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进行发挥，但很多时候还是没能转出传统的阐释圈。

    这里不是说不要注重传统，传统的整个文脉非常重要。我是说，在重视传统的基础上，可以更具创造性。佛学传统出现过断层，因此解释时反倒有可能在注重文脉的基础上作出有新意的发挥。我很欣赏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研究学者，如吴宗伟等，具有创造性。但这种创造性有利有弊，有时会显得不够稳健。

    现在的美国汉学尚属于初级阶段，或更早期的阶段。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大量重要著作尚未被译为英文。因此，我们做理论研究还太早，显得不是很成熟稳重。

    美国的哲学系，在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哲学的研究方面，存在较大问题。这和学校科系制度有关系：每个科系都有其标准、方法论、正统的先决条件等。倘若在美国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就必须使用现代美国哲学常用的方法、态度，关注美国哲学常常关心的问题。很多美国哲学学者不承认中国哲学为哲学，因此学者会花很多时间去证明这个问题。很多发表的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都在努力获得西方哲学学者的认可。在我看来，这是把中国哲学狭窄化，并扭曲到非常乏味的境地了。

    我们的研究尚属早期，这也许是现阶段的不得已。我认为，我们应当从中国古典文献内部有机发展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将西方的知识论等套在《庄子》等中国古典文献上，更不用说什么伦理学，这是很可怕的东西！

    美国学者的研究不够成熟，而且也不一定旁观者清。我认为学者不可能在研究中做到完全客观，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关注点及文化需求，这些就构成了不同的研究动机。至少，文化身份的不同，有时能够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中国学者的研究涉及本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有其独特的研究特色。希望中美的汉学研究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互补。不过，中美的汉学研究都还处于发展阶段，达到完全互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大概50年吧。

    记者：您今年刚刚来到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任教，对今后的学术发展及学术走向有何规划？

    任博克：英文的神学院（Divinity school）和中文的“神学院”意义上有一定差异。目前，我正在写两本书：一是关于无神论精神修养的研究，西方从斯宾诺斯开始出现了泛神论（多神论），我以斯宾诺斯、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学者为开端，然后对印度的龙树等进行阐释，最后对无神论的大明星——中国的老庄、郭象、禅宗、天台宗等进行分析（郭象对我来说是个无神论的英雄）；二是关于时间、死亡、感知的哲学理论研究，这和道源不可分，也涉及了大量中西方比较哲学研究案例。（本报特约记者 郭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