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单：无法忘却的记忆

    年初，我的新书《那一张旧书单》出版。此书题目取自我的一篇长文，其中通过一篇篇书单记忆，阐释一个观点。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生活中的首选词汇，一定是“书单”。从帝王到平民，从学者到学生，从作家到出版人，他们在书单面前，都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所以每当谈到书单时，我记忆的闸门就会自然打开，许多美好的故事，又将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旧书单啊，在文化人心中，你有着说不尽的人文情怀，说不清的人生牵挂，说不完的人间故事。

鲁迅不开书单

    我想起拙著出版后，立即有朋友开玩笑说：“鲁迅反对开书单啊！”他说的那段故事，发生在1925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书单，鲁迅交了白卷，还在“附注”中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由此引来一些人攻击。后来鲁迅解释说，这就像是一个纵酒过度的人，还是要劝别人不要喝酒一样。其实鲁迅何尝不开书单呢？在这里，他只是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提出“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的观点。到后来，鲁迅还是开过中国书单。1930年，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由清华大学化学系转投中国文学系，鲁迅为他开列一个长长的国学书单，包括《唐诗纪事》《唐才子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抱朴子外篇》《论衡》和《今世说》，每本书后还加了注说。

施蛰存错开书单

    1933年秋，《大晚报》约施蛰存谈读书，主题是正在读什么书，以及有哪些书要介绍给青年朋友。施蛰存写上《庄子》和《文选》，还注明“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不久鲁迅以笔名“丰之余”写文章称：“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作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施蛰存读到此文，怀疑是在讽刺自己，便写《〈庄子〉与〈文选〉》一文辩护。其中一段写道：“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这一番为书单引发的争论，持续很久。

邹韬奋被查禁的书单

    韬奋先生理想中的期刊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刊物，有自由精神的读物”。他理想中的办刊人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他理想中的出版，是“为读者服务，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那时他们的期刊不断被查封，他不怕，封了《生活》，再出《新生》；封了《新生》，再出《大众生活》；封了《大众生活》，再出《永生》。我还看到一张抗战时期生活书店被查禁的书单，数量多达两百多种，作者名单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吴大琨、张仲实、陈伯达、徐懋庸、李公朴、章乃器、钱亦石、夏衍、端木蕻良、刘白羽、冼星海、胡绳、罗瑞卿、孙冶方、洛甫、艾思奇、欧阳山等。有趣的是，其中包含一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竟然也被查禁掉。因为这本书是在中共支持下编写的，旨在“压蒋抗日”。

王云五的创造性书单

    王云五先生到台湾后，继续从政到83岁。然后回到台湾商务印书馆主持出版，直到91岁。此间他曾经谈到，商务印书馆成立74年间，出书无数，但称得上“创造性出版物”的只有30种。第一种是《华英初阶》及进阶共五六册，那是该馆几个印刷工人出版的第一种书。第二种是张元济先生主持的《中小学教科书》；接着是《东方》杂志、《辞源》《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学科词典、《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百科小丛书”“各科小丛书”《百科全书》《四角号码检字法》“学生国学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四库珍本》“中国文化史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丛书集成”《中山大辞典》“各省通志”“年谱集成”“小学生文库”及“幼童文库”“中学生文库”“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古书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需要指出，这里面有些“书”并未出版，只是选题，比如《百科全书》和“年谱集成”等。这是百年中国一份很有价值的书单，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收藏。

蒋介石的死亡书单

    最近读《王云五全集》，书中王先生谈到，蒋介石去世，他是21个治丧大员之一。为蒋介石送葬时，他见到蒋介石灵柩中放着五本书：《三民主义》《圣经》《唐诗》《四书》和《荒漠甘泉》。

巴金的新人书单

    早年巴金先生为了支持文学作品出版，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他亲自主持工作14年。他的文化理想有五点：其一，他们面向高雅文化，大量组织出版严肃的文艺著作。其二，他们不但吸收名家加盟，还侧重发现和培养新人的处女作。其三，他们貌似同人出版，实为五湖四海，遴选作者，绝对没有门派、地域、潮流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团结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批文学作家。其四，巴金先生等人在出版社不拿一分钱报酬，只是尽义务。其五，他们没有资金来源，只是几个人集资。比如，吴朗西先生把夫人的私房钱，伍禅先生把自己彩券中奖的钱，都拿出来印书。在此期间，巴金领导出版了包括《文化生活丛刊》（49种）、《文学丛刊》（10集）、《译文丛书》（63种），还有《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学小丛刊》《烽火小丛书》《水星丛书》等等。像其中的《文学丛刊》影响最大，收编86位作家、161部各种文学体裁作品，“可谓盛极一时，恐无出其右者”，作家中有鲁迅、茅盾、郑振铎、沈从文、巴金、张天翼等名家。

    说到这里，我想起前年发生的一段故事。我在写自己另一部著作《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时，翻看巴金弟弟李济生写的一本小书《栉风沐雨积累文化——记文化生活出版社》，书中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完整的出版书单。我发现其中有一套《格林姆童话全集》（是“格林童话”最早的译本），丰子恺插画，译者是丰子恺儿子丰华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