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实现社会理想的善

    王朝闻认为美善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美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美和善是统一的，并且美要服从于善。如果说美主要指向于艺术性的话，那么善就主要指向于思想性。尽管他认为艺术性和思想性是统一的，并且十分强调艺术性，但从最初认为艺术是政治宣传工具开始，到后来反对用艺术来图解政治、反对艺术概念化，艺术性始终没有离开思想性而独立存在。就像他在批判艺术是政治宣传工具的同时承认艺术具有工具性一样，艺术性在思想性面前也具有工具性，而其所指向的就是艺术的社会理想。如果说作为艺术思想性的善是艺术社会功用的直接体现，那么作为社会理想的善则是艺术社会功用的终极目标，艺术思想性和社会理想是统一的，并且艺术思想性要服从于社会理想。由此可以说，美是实现社会理想，也就是善的工具之一。而作为艺术社会功用的终极目标的社会理想既是美善关系的终点，也是评判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底线。王朝闻特别强调艺术性的重要作用，强调通过审美愉悦、娱乐等作用来实现社会理想，这就是美善关系的独特之处。

    正是因为王朝闻美学理论的这种特点，使得美在善面前具有工具性，也使得善本身具有复杂的内容，出现美善与丑恶之间和诸善之间的冲突，进而在更加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美的工具性。

    生活中存在的美善与丑恶之类现象反映到艺术中也同样存在，他既反对那些片面以丑恶为内容的艺术，也反对那些概念化美善的艺术。艺术既要反映生活中的美善与丑恶，又要通过揭露丑恶来认识和实现美善，即实现“化丑为美”。丑恶因此成了实现美善的工具，通过对于艺术中丑恶的揭露和批判，产生对于革命事业伟大、崇高的认识和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在这种审美愉悦中强化了对于丑恶的厌弃和对于美善的追求，产生能动的反作用，进而有助于社会理想的实现，使得美依然具有工具性。

    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人与人之间的诸善冲突，往往会通过趋善避恶来选择。但是回避了恶不等于没有恶，消除已有的恶也不意味着不会产生新的恶，或者连消除恶本身的手段也存在着善恶的区分。对于解决敌我矛盾的革命来说，通过消灭侵略者来消除其产生的恶，具有逻辑和现实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中，美也可能成为善恶之间的诱因，恰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人们可能因为美而竞争甚至成为仇敌。在解决此问题时，美由于具有主观性而会通过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对解决善恶问题发挥间接的工具性作用。

    对于善恶关系的把握，不能仅从数量上来衡量，而应当从定性的角度来分别，即抓住主要矛盾的矛盾重要方面。在不同性质的善恶面前，美的工具性也是不同的。故而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奋起革命，包括拿起艺术作为“武器”来宣传革命、推动革命；一旦外患消除、社会发展的时候，艺术除了用来歌颂丰功伟绩之外，还被用于宣扬民主、反思时弊。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善冲突导致的结果，依然要遵循抓住主要矛盾的矛盾重要方面的原则。在不能采取通过消灭主体而消灭恶的方式的情况下，就使得利用美的工具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借助于美能够直接对善恶关系进行认识和批判，能够在思想和情感上作出选择。这种变化正是王朝闻关于艺术社会功用和社会理想的认识的变化，也是美的工具性作用的变化。

    美的工具性受到善的制约和统一，这就意味着美应当在善的限定之下创造、传播和发挥作用。一旦突破这种限定，美善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作为革命时代的社会理想的善同样发挥着对于美的制约和统一作用，要求美在美善关系中发挥其工具性作用。问题在于，这种善并不完全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社会理想的体现，对于那些被排斥在外的工农群众来说，它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甚至具有损害和阻碍其正当权益和合理诉求的恶。特别是这种恶与侵略者造成的恶共同作用时，使得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受到极大威胁、甚至毫无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工农群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善与当时社会理想的善、侵略者的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冲突，其中彰显的是工农群众对于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最基本权利的正当追求。这种社会理想的善除了通过革命的工具来实现之外，还通过美的工具来实现。美的工具性由此被这种社会理想的善所规定，它不但可以直接表现这种善，也可以通过批判当时社会理想的善和揭露侵略者的恶来强化这种善。

    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而表现为人民内部之间的关系时，作为社会理想的善在最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的善的背后还存在着鱼和熊掌之间的冲突，依然遵循着趋善避恶的原则。然而这时的恶已经在质上不同于损害和阻碍正当权益和合理诉求的恶，而更倾向于“善的缺失”。在这种诸善冲突中的选择就不像善恶选择之间那么截然分明。更进一步来看，当所有人都企图在诸善冲突中趋善避恶的时候，止恶就成了趋善的底线。一旦善的缺失被有效地阻止和消解，由其导致的恶也就被有效地阻止和消解。在这个过程中，美不但可以成为价值判断的工具，还能够通过自身的艺术性来弥补善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缺失、甚至直接成为社会理想的一部分。就像席勒认为的那样，“审美的人”才是获得最高自由的完全的人。

    美在王朝闻的美善关系论中具有工具性和有限性的特点，其探讨美、强调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目的都不仅仅在于发展和繁荣艺术和审美，也不仅仅在于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和提升群众审美能力，而更在于实现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理想的善。正是为了实现社会理想的善，王朝闻才特别选择和强调美的途径，并且对美和艺术本身进行了深刻而生动的研究，这是在分析美的工具性的同时所必须强调的，否则就有用社会理想的善来消解美的误解。

    （作者为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