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读书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柏杨这个富有冲击力的名字。在整个民族都在追求思想解放和文化现代化的时代,柏杨对于“酱缸文化”的猛烈批判,自然而又必然地引发了广泛共鸣。可以说,柏杨的思想恰逢其时地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消费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导致国内研究界出现“学术淡入、思想淡出”和多元混杂的困境,柏杨研究从热到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清芳博士积数年之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不仅首次系统地梳理、考察和挖掘了柏杨独具特质的以文化现代化为旨归的思想体系,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人们似乎久违了的思想热情。
从柏杨那里整理建构起一种思想体系,是一次颇有挑战性的创举。的确,柏杨作品卷帙浩繁,创造力惊人,从小说、杂文、诗词、童话到报告文学、新闻报道、个人传记、“故事新编”等无不涉猎。就内容来说,从爱情婚姻到伦理道德,从自然人性到个性角度,从人生百态到文化批判,从历史传统到现代文明等等,莫不囊括其中。然而唯其如此,人们又深感柏杨之“杂”,甚至有人嫌其小说缺乏文学性,而其《中国人史纲》又非严谨的史学著作。更有人认定柏杨对于“中国文化完全跪倒在西方文化的面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何谈思想体系呢?张清芳的著作以爬梳剔抉的功夫追踪其背后的知识谱系,全面而又辩证地回答了诸如此类的驳诘。
作为一部思想体系建构意识鲜明的著作,该书研究的立足点别开生面地致力于两个“打通”的基础工作。其一是打通生存环境、文化语境与观点表达之间的暗室地带,将柏杨其人与其文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柏杨不仅成为一个丰富的和典型的研究个案,而且成为一种鲜活的文化现象,一种以“野生知识分子”为特质的文化存在。其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通文学叙事、历史重述与思想言说之间的学科壁垒,从其最内在的思想理路中抽丝剥茧,寻找到柏杨文本一切以“人”为核心的逻辑源头。
与许多台、港地区及海外华文作家不同,柏杨创作少有困惑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更易为读者所理解的乡愁恋土情怀,而他的历史重述亦不着力于易与学术界对话的历史观的表达。该书指出,这是因为柏杨恰恰有更高层面的爱和恨,有更深层面的建构冲动,即他始终把尊重人的个体生命和尊严放在首位,以人为现代性的出发点,把普通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他笔下的历史自然不再有宏大的历史观,而是围绕着众生与个体主体性走向的“人性史观”。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所谓“另类”思想体系,并非简单的“异类”或“异数”之意,而是基于深厚的历史感与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之上的现代性文化建构。与精英知识分子以自上而下的文化启蒙或由外到内的救亡主题为核心的现代化文化谱系不同,它以建构现代市民的主体性为核心,追求的是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体系。可以这样说,该书为正在行进中的文化现代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经由它不仅可清晰地看到一种富有借鉴价值的文化路径,亦可藉以反观自身的一些问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