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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我作为长子，于战火和逃难中出生。
我们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世家不同，既非“累代簪缨”的高门望族，也无“诗礼传家”的骄人身世。曾祖父是个出卖苦力的海外华工，祖父是个鞋匠，父亲更是年幼失怙。作为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程度的穷孩子，父亲是通过刻苦自学，不懈努力，一步步成为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学者。广东作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发轫地，社会观念历来比较务实，平民意识也较浓厚，更着重根据实际能力和本领去衡量、评价一个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有利于像父亲这样来自生活底层的有志者通过自身的努力脱颖而出。
父亲几乎把业余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这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既构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又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条件。父亲的藏书对我们全面开放，什么都可以拿来看。一般情况下，他并不怎么管我们，但当我们碰到疑难去问他时，他总是认真解答，从不让我们失望。这种教育十分重要，它没有使我们感到强制性的压力，极大地激发起我们的读书热情，进而培养起一种事业心、进取心。
母亲虽不写作，但同样喜爱古典诗词，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那时日常娱乐的方式不多，但即使像打打扑克、玩玩象棋、唱唱粤曲那一类的娱乐，也与我家的日常生活无缘。家人聚在一起，除了谈一些家务事之外，就是言诗说文，谈古论今，以问学求知为乐。这样一种氛围，使我们从小养成对文化的强烈尊崇，并视之为最大的生活乐趣。时至今日，虽然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我们兄弟姐妹仍旧保持着从父母那里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并因志趣相投，相处得十分和谐。
我们家中“父权”的观念十分淡薄，父子兄弟之间亦师亦友，自由发表意见，互相反驳争论，完全是一种平等交流的氛围。这种“平等”，甚至到了连客人在场也毫不收敛的地步，以致令一些“父执辈”见了大吃一惊。但父亲却从不以为有失他的面子，相反，还颇以此而自得自豪。
这种“平等”的家风对我有深刻影响。记得大儿子一行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电影《日瓦戈医生》，看到男女主人公发生争执，女主人公跑到大街上，街上一片混乱的战争场面。一行对这一组镜头赞叹不已，忍不住发表评论：“混乱的街景显然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映照，同时又交代了故事的时代背景，手法高妙。”我暗暗点头的同时，对他说：“看来，以后可以和你谈艺术了嘛。”事实上，在小说《白门柳》创作到了第三部的时候，刘一行就作为第一读者给我看稿，常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到了他兴趣转为画画之后，也是一样。彼此依旧是平等讨论，直言不讳。这种父子关系，在我的家中已经成为常态。
无疑，从父亲到我儿子这一辈，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延续和继承关系，这种联系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也许与近代以来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趋向一致，是受社会发展推动的必然结果。
（作者系著名画家、作家，广东省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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