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记忆中的《陆游与唐琬》

    1145年（高宗15年），一个南宋春天，一片片花瓣，带着暮春时节的寒意，从空中缓缓飘落。淡蓝色的天幕，几弯淡墨勾勒的亭台楼阁，陆游与唐琬就在这一片清凛中出场。“花易落，人易醉，山河残缺难忘怀”，他们在强颜欢笑，因为陆游再次功名不中；“寻春驿外断桥边，望你心头郁积宜解开”，但诗人又心怀安慰，因为知己就在身边。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情悲剧，陆游与唐琬的故事不知道赚了多少痴男怨女的眼泪。在《陆游与唐琬》这部越剧中，陆、唐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模式，与其说是爱恋，不如说是知己：他清雅桀骜，她温婉聪慧，红袖相伴，山水乐游，“读书消得泼茶香”的日子多么快活。但陆游不是清高的林和靖，也不是安于贫贱的沈三白，在骨子里，他一直是企图以正统科举仕途的方式来实现理想的典型中国式文人，“晴窗细乳戏分茶”，只能是偶尔为之的雅致，从来都不是生活的全部，面对故国的剩水残山，陆游怎么也无法静下心，面对那一树一树花开的寂寞与烦恼。

    1989年《陆游与唐琬》舞台初见。编剧顾锡东、导演杨小青与当时略显青涩的越剧演员茅威涛一起，创造出了这部在越剧历史上别具意义的作品——彼时的观众仿佛更欣赏传统越剧《碧玉簪》或者《何文秀》这样的江南民间风景与俗世风情，抑或是《五女拜寿》那满台洋溢着的繁花似锦、青春年少，台上的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吟唱的都是身边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就仿佛旧时乌篷船上听社戏，台上台下一唱一和，听得心坎里，都是细腻而妥帖的慰藉。

    但《陆游与唐琬》却让越剧第一次与历史、与文人有了交集和碰撞，它的创作者们用极美的笔调和典雅大气的人文情怀，描绘出了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侮辱与损害的文人形象，远远超越了陆游作为仕途不顺的落寞青衫或者婚姻不幸的痴情者的单一形象，而是扩大衍生为某一种典型中国文人在大时代中所必然面临的悲情命运。

    浙江小百花用二十五载的光阴，数易其稿，历经大规模四次修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陆游与唐琬》可能已不是最初青涩的模样，但近日一曲“浪迹天涯”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响起的时候，依旧让多少人心潮难平。你很难说清楚是陆游成全了茅威涛，还是茅威涛成就了越剧舞台上独一无二的陆游。当母亲以亲情为利器，一刀一刀裁剪着他天高云阔的理想；当他心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之志向，最终却连自己卑微的爱情都保全不了……在越剧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游离在冰冷历史与尘封诗稿之外，充满了活生生眼泪、微笑与呼吸的陆游，他一袭蓝衫，茕茕孑立，深谙现实无奈，却难改清高天性，在破碎中坚持着初衷不改——不论是对理想，还是对爱情。

    说起爱情，陆游与唐琬之间的爱情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不是他们迫于外界压力的黯然分离，也不是令人寸断肝肠的天人永隔，而是一种绵延跨越了数重岁月却依然不绝如缕的牵挂与思念。当八十岁的陆游重回沈园，纵然自己早已是尘满面、鬓如霜，但桥下绿波中荡漾出的伊人影子，却依然是清晰如昨。也许没有了唐琬的陆游，依旧能够在青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没有了陆游的唐琬，却只能像中国历史上那些遭遇离弃的薄命女人一样，最终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只有陆游，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将一个女人窄窄的身影在冰冷的时光之中，描了又描。而当一袭蓝衫的茅威涛轻吟着“红酥手，黄藤酒”，用翩飞的水袖与翻舞的褶子刻画着一个千古伤心人的时候，坐在剧场中黯然神伤的，又岂是舞台上的陆放翁一人？

    也许，并不是所有理想最终都能收获圆满，但走过一生的辛苦路，究竟什么才是值得铭刻的纪念？不是楼船夜雪、不是铁马冰河，而是那一缕渺茫的爱情云烟，于史实之外，撩拨着我们的心弦，即便零落成泥，香气也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