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家训历史悠久，《尚书·无逸》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对他所进行的告诫，已初步具有家庭教育的性质。如果将它算作家训文献，那么家庭教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而《颜氏家训》的出现则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庭教育文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代袁衷《庭帏杂录》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可见其在历史上影响之深远。

    成熟的家教著作产生于相应的社会环境。《颜氏家训》产生于北朝末期，正是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不断发展成熟的历史现实，孕育造就了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形成了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历史特点，这就是世家大族的兴起。世家大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社会阶层，他们十分注重家族和家庭的教育，因而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家庭教育的发展和成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家庭教育注重文化传承。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名儒世家如南朝伏暅、伏挺。《礼》学世家如贺邵及子贺循。文学世家如丘灵鞠、丘迟。医学世家如姚菩提、姚僧垣、姚最祖孙三代。史学世家如王铨、王隐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科技世家如祖冲之、祖暅父子以及虞喜家族数代。书法世家如王羲之与其妻郗璇、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以及凝之妻谢道韫，都工书。直至陈隋之际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仍为书法名家。

    其二，家庭教育注重家风培养。士族家族以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支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已经波及整个社会。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忠、孝”，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以孝为首，不但士族家族如此，庶族家族也大抵如此。会稽永兴人郭世道，刚一生下来母亲就死去了，父亲续弦，郭世道侍奉其父及继母“孝道淳备”。十四岁时父亲又亡，郭世道“居丧过礼，殆不胜丧。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孝行感人。他的儿子郭原平也是孝子，“养亲必己力”。郭原平外出做工，常自己饿着肚子，省下工钱为父母买食物。父亲重病，郭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当时会稽乡里十分注重“望计”和“望孝”两种身份，一般都是大族仕途的起点，相当于著作郎和秘书郎。当时负责选举的蔡兴宗推举山阴人孔仲智的长子为“望计”，推举郭原平的次子为“望孝”。史载“仲智会土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传》）。唐长孺指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儒家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地向外延伸，从个人的尽孝开始，“百善孝为先”，“求忠臣必孝子之门”，孝于亲必忠于君，由忠于君再延伸为忠于国家民族、忠于事业，忠于师友，忠于亲人。尊老爱幼由血缘宗族扩展到社会，就是“仁者爱人”。宗族内部兄弟关系伦理为“悌”，推及社会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延伸的过程对庶族宗族来说也是一样的。翻阅《颜氏家训》，忠孝二字的教诲极多：“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见危授命，不忘诚谏”；“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可以说忠孝是当时士大夫及庶族家庭最重视的家风。

    其三，家风教育讲究方式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在实践中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是口头训诫。如《谢安传》记载：“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同书《谢安附谢玄传》载：“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

    谢安之所以满意谢玄的回答，是因为他道出了自己望栋梁之材出于谢门的心情。《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同书《文学篇》又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遏，即谢玄小字。谢玄所说，为《诗经·小雅·采薇》之句，此诗反映人们由于外敌侵扰，生活动荡不安的愁苦之情。谢安所说，为《诗经·大雅·抑》之句，表明定国安邦，训顺四方之意。当时东晋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谢安通过讨论《诗经》要儿女们立下安邦定夷大志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刘宋孝武帝的太子刘子业，在其父西巡时，给其父写信问安，“书迹不谨”。孝武帝训诫他说：“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邪！”北魏司徒杨椿告老还乡，临行时把子孙召集起来，训诫说：“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尤诮，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觐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也。汝等能记吾言，百年之后，终无恨矣。”（《魏书》卷58《杨播附杨椿传》）

    第二种是书面训诫。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王肃《家诫》、王昶《家诫》、郝昭《遗令戒子凯》、殷褒《诫子书》、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杜预《与子耽书》、颜延之《家诰》、萧嶷《诫诸子》、王僧虔《诫子书》、徐勉《为书诫子崧》、魏孝文帝《诫太子恂以冠义》、崔光韶《诫子孙》、崔休《诫诸子》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属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艺文类聚》卷23《人部·鉴戒》）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太平御览》卷497《人事部·酣醉》引《诸葛亮集》）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诸葛乔建兴六年（228年）25岁，早已是成年人了。诸葛亮的两封《诫子书》，应是给已经成年的嗣子诸葛乔的。诸葛乔与在东吴的哥哥诸葛恪俱有名于当世，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乔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性修养方面则超过了诸葛恪，这应当是诸葛亮教育的结果。

    第三种是行为训诫。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晋书》卷96《列女·陶侃母湛氏传》）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玩物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第四种是因势利导。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