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工义工走进制度的“春天”

    王莉近年一直关注社工义工的制度保护问题。她给记者作了这样一个对比：香港参与义工服务的机构多达2100个，登记的义工多达90多万人，社工义工成为香港“做好事”的重要力量；可在山东寿光，就曾发生过义工团体因未注册而被当地民政部门当作“非法团体”强制解散的案例。

    “寿光民政部门的举动没有错，义工团体的爱心行为更应得到肯定，‘错’的是我国相对落后的社工义工制度。”王莉介绍，目前我国各省市均有相关的社工义工保护条例出台，但由于社会关注度低、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以及社工义工待遇偏低等问题，我国的社工义工主要以居委会工作人员为主力，社会参与度不高。

    王莉建议政府在政策上给予社工义工组织支持、帮助，鼓励志愿机构与义工组织自主管理、发展，实现社会服务与管理的社会化。“政府和社会志愿机构应合理分工，各自发挥职能。”

    同时，将社工义工的待遇按照服务年数进行提升，建立社会服务“时间累积”机制，并与个人信用体系挂钩，在全社会形成“人人有难我帮忙，我有难时人人帮”的“社会服务意识”。

    此外，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杜绝资金滥用问题，保证善款来去透明。（本报记者 韩业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