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我意外地收到91岁母亲专程到京送来的一面“镜子”,使我灵魂深处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中秋节前的一天下午,老家的弟弟打来电话,说母亲突然决定去趟北京。我问弟弟:妈来京有急事吗,我国庆节就回老家看她,这么大年纪别让她折腾了。弟弟说:不行。老人很固执,谁劝也不听。放下电话,我心里一直在琢磨:母亲这么火急火燎来北京干什么。我和妻子、女儿每年春节回老家,问她是否到北京住段时间,母亲总是说:自古70不留宿、80不留食、90不留凳。上了年龄,就不愿再出远门了,害怕万一有个好歹,埋不到家乡的黄土里。
第二天,在北京西站站台,当白发苍苍的母亲在侄子搀扶下,步履蹒跚走出车厢时,我心头一阵酸楚:母亲真的老了。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陪母亲说话,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感觉,母亲这次来北京还是想儿子、看儿子、话家常。
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在一周后的晚上。晚饭后,妻子、女儿都出去散步了。母亲把我喊到她住的房间里,关上门,并反锁上,表情严肃地从包裹里取出厚厚的一沓现金,又从怀里掏出一张单子,递给我。母亲徐徐地说道:这些钱是近几年一些不熟悉的人送给她的现金,账单是让弟弟家8岁的侄女帮助记录的。我接过账单,发现上面认真地写着人员姓名、时间和金额。账单上的这些人均为同乡,这些钱,是过春节、母亲过生日或住院时送的现金。母亲说,她事后打听才知道,送钱的人十有八九是找我办事或准备找我办事,有些钱已让弟弟退还给本人,但这些送钱的人弟弟找不到,这次送来,由我如数奉还。
把钱和账单交给我,母亲似乎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母亲语重心长地说:人哪,一定要记住“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过去说“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咱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贪不沾才是个清白的人。我一个毫无用处的老太婆,这些人为啥要给我送钱。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问清楚,你整天在外面与人打交道,有没有收过别人的金贵东西和现金?自己行为端不端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不干净不清白,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看着这份账单,我百感交集。我将这些年经历此类事情的情况向母亲做了汇报,母亲表示了认可。我问母亲:您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这个事?为什么来了快一个星期才告诉我。母亲说,我在观察你,看你是不是变了,是不是贪财,有没有办不该办的事,交结不该交结的朋友。
还是那一晚,母亲要求我做的第二件事是给原部队的首长写一封道歉信,原因是几天前我写了一封请求调整住房的信。她说,听到我这几天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和人说房子的事,感到自己吃亏了,受了委屈。
我给母亲解释:我今年刚从部队转业,按照规定,我和爱人分别是师、团职干部,早就应该享受100多平米的住房,可一直住着一个使用面积37平米的公寓房。岳父患脑血栓半身不遂后,岳父岳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女儿已经13岁,仍是一家三口睡着上下铺。更主要的是今年原部队机关竣工了四栋18层的公寓房,提出调整住房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安居才能乐业。
母亲并不这么认为,她说:贪心是深沟,再多填不够。多大的房子算大?有住的地方就行,人要知足,把精力用在工作上、用在出息上。母亲坚决地说,这封道歉信不但要写,她还要在信上亲自写上一句:我儿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住领导。母亲接着劝我说,有大房子当然是好事,可你也不能为了分不到大房子而闹情绪。吃点苦、受点罪并不是坏事情,一定要看得远……
听着母亲的讲述,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惭愧和庸俗。也许,有些有权的父母把为自己的孩子多争得一套房子视为爱;也许,拥有几十套房子的“房姐”、“房叔”,视此为财富的象征,可是我的母亲——一位91岁的农村老太太,却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如此淡漠。
我突然也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果断地对母亲说:妈,您说得对,这封道歉信我明天就写。这房,咱不要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母亲生于1922年,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人生经历曲折坎坷。我姐弟五个,在我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长大。母亲勤劳俭朴,知足知恩。谁给她一点点帮助,她都是感恩不尽。也是那天晚上,母亲说:我活了九十多岁,经的事太多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知道共产党对老百姓好。你是在党的人,这一辈子不能办一点对不起党的事……
母亲的北京之行,近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她若是发生意外不能回归故里的最大忌讳,为的就是一个心愿,让她的儿子活得清白,活得堂堂正正。母亲带给我的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一份深深的大爱,更是一面亮亮的镜子:让我照出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灵魂,心灵深处的强烈震撼久久难以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