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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2月21日 星期五

    心 语

    温润的光辉

    ——缅怀恩师王运熙先生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 光明日报 》( 2014年02月21日   15 版)
    王运熙(1926年6月—2014年2月)

        王运熙先生的学生很多。对我而言,能成为他的弟子,是此生的荣幸。

     

        1986年,我去安徽参加《文心雕龙》年会,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此前我已读过先生所有著作,极为敬佩。他的君子之风和书卷之气,更让我如坐春风。次年我便报考了王先生的博士生。博士生入学笔试的内容大抵是《庄子》《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面试时,先生问起四库全书,又举一本类书问应该属于哪一部,问是不是看过《四库总目提要》,有什么看法等。又问“二十四史”是哪些书,又问《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属于“二十四史等”话题。我感觉,王先生不以偏题难题为难考生,提出的问题看似很平常,谁都能回答,但理解的深浅、悟性的高低又能看得出来。

     

        在学期间,王先生主要指导我们读书,开列一些书目,让我们读后谈心得。先生总是细心倾听,从不打断。当我们出现错误的时候,先生不是说“你错了”,而是轻轻地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王先生待学生很和气,绝无呵斥之语,偶有批评也是非常委婉,学生却很敬畏,这就是不言而威的师道尊严吧。先生眼力不济,我们的论文都要念给他听。他静穆端坐,微闭双目,但只要他皱皱眉头,我们就知道其中必有问题,就要好好反省和检查了。

     

        回想起来,王先生很少对我们传授什么治学之道,也从不叮嘱我们要用功,但大家不敢偷懒。他和他的论著本身就是榜样的力量和无言的鞭策。这么多年了,我写论文有时还会想,这要是念给王先生听,他会不会皱眉头呢?于是就惕然不敢掉以轻心。

     

        王先生的治学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他是以乾嘉学派治朴学的方法来治文学的。他不求新,不求奇,唯求其是;不媚俗,不趋时,只重事实。王先生曾在赠我的《文心雕龙探索》一书扉页上题写其“治学自警语”道:“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这是何等朴实的话,每句话的境界,却是不下苦功难以达到的。他的论著力求客观公允,用字用词很有分寸,他基本不用“最”“很”“极”“非常”这类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

     

        苏轼诗说:“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王先生做学问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不求奇特而奇特自见。其文章平和却另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非常耐读,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就像一块宝玉,越磨越有光辉。初次读王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会觉得过于平淡无奇。若干年后再读,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当时看似奇特,后来却站不住脚,而王先生的观点却显得准确而精当,永远经得起推敲。这种学术生命力令人称奇。

     

        王先生家居上海火车站附近繁华热闹的地方,在那里住了近四十年。随着上海的飞速发展,王先生的家越来越显得陈旧。我上学期间,每周到先生家里听课,毕业后又多次到先生家里,发现先生的用品没有多少变化,衣服鞋帽穿了多年仍在穿,饮食也非常简单。前几年我到王先生家,他很高兴,一定要留我吃饭。晚餐是由师母做的,很快饭做好端上来,每人一碗速冻水饺,吃得很开心。师母说,他们平时常吃冻水饺,这样简单方便,营养也可以。

     

        有人说,王先生专心学术而甘于寂寞和清贫。其实人生有不同境界,有些人不甘寂寞,有些人甘于寂寞,而有些人则是不知寂寞为何物。王先生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对他而言,学术就是乐地,沉浸其中就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从不感到什么寂寞和清贫。他并非刻意追求清高,而是本性喜欢宁静简朴的生活方式,他活得自然,所以也活得自在。

     

        2002年底,王先生和师母赴香港和在中文大学任教的二公子巨澜同住数月。次年3月中旬,由港返沪,途经广州,下榻中山大学,并作学术报告。先生浓重的上海口音,听众听起来有些吃力,所以由师弟彭玉平现场即时“翻译”,讲座效果奇佳。我们还陪先生和师母游览了广州、中山、珠海和肇庆。一周多的时间和王先生近距离接触,感受到先生感情丰富,也很机智风趣。当我抱怨同时要指导一至四年级的本科生,还有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任务太重,王先生笑着说:“教学生如养孩子,小时候辛苦,长大就好了。”同行的彭玉平兄,性喜雅谑,在肇庆鼎湖山上开玩笑说:“王先生,您穿着如此朴素,你看承学的衣服、鞋子都比你的好多了,你可要批评他!”先生莞尔一笑:“不,这才叫与时俱进。”同行的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回忆起来,先生的音容笑貎如在眼前。

     

        作为弟子,我总以为先生在学术上的天分与成就,是我们所不可企及的,而王先生那种君子人格与学人风度,我们也只有仰望的资格。王先生的为人和为文高度一致,总是那么从容、淡定、平和、温厚。他看起来文弱,其实意志非常刚强,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看起来随和,其实原则性很强,很有定力主见。吉人寡辞,但言必有中。

     

        他极有修养,我未见过他疾言厉色,未见过他发怒、生气,甚至未见过他情绪激动。他高兴也就是莞尔一笑,连呵呵的笑声都没有听过。他的性情温静如水,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对一些人、一些事,也有看法,有意见,但绝没有怨恨。有些我们认为是不公正的对待,先生也泰然处之。晚年因飞来横祸而缠绵病榻数年,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而他仍不怨天尤人,脾气好得连医生护士都感到惊讶而敬佩。我们去看他,他无法吃饭,要靠鼻饲,又说不出话来,见到我们,还很自然地露出温厚的微笑。这既出于天性的淡泊平和,也是很高的人生修养。我想,这就是受到传统文化熏陶而生成的君子人格与学人之风。

     

        宋代大理学家程颐曾说孟子和孔子略有差距,孟子就像有夺目光彩的水晶,孔子则像美玉,“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王先生的为人和为文亦如美玉,不会闪耀出炫目的光芒,却静静地散发出温润的光辉。在当今大学和学术界中,这种温润的君子人格,这样纯粹良善的学者,显得越发珍稀越发难得。

     

        王先生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呜呼!吾师一去兮,雨雪霏霏。我心伤悲兮,不可断绝!

     

        (摘自《东方早报》2014年2月14日A15版)

     

        王运熙 教授,共产党员,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后,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著有《六朝乐府与民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主编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等,曾参与《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王运熙文集》。王运熙先生治学严谨,视野开阔,思维辩证;为人朴实谦逊,淡泊沉静,不计名利,以教书育人、追求真知为乐。他以其学术建树和高尚的品格,受到了中外学人的由衷敬仰。2014年2月8日于上海去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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