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遗民”的历史定位

    遗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一个群体，遗民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文化与文学等领域密切相关，因而遗民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传统社会的每一次转型，都是循环与变革冲突、交融的结果，社会转型自然会派生出“新民”与“遗民”两大群体性人物。“新民”强调革命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追寻时代的变化是合理的诉求；“遗民”则强调维护传统的正当性，他们认为追寻忠节是道德上的最高准则。虽然“新民”与“遗民”的指向不一，但他们都不放弃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共同坚守着“文化中国”的品性。

    历代学者对遗民群体、遗民人物及遗民文化等都有所关注和研究。从遗民群体的存在看，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遗民人物众多，因而其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出现了诸如《宋遗民录》《明遗民录》等有影响的成果。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差异，加之人们视角的不同，清朝灭亡后民国鼎新的民初也出现有遗民——民初遗民（亦有学者称“清遗民”），这一遗民群体在一段时间却没有得到关注与重视。直到近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关于民初遗民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青年学者罗惠缙的《民初“文化遗民”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该书独辟蹊径，对转型时代的民初遗民在文化守护中的价值进行了探究，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学术力作。

    一是站在“文化中国”品性的角度界定民初遗民。作者认为，民初遗民虽然具有强烈的怀念前朝意识、不肯出仕新政权、坚守传统的忠孝节义等，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落后的，但他们在“怀清”的同时，更多地呈现出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的特性，从文化心理层面看，他们是典型的“文化遗民”。由此立论出发，作者分析了民初“文化遗民”的文化性构成：作为传统的中国学术殿军的民初遗民是如何坚守文化的民族性的，在面临西学的冲击时，又是如何关注文化的时代性因素的，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中他们又处于何种地位。对王国维、刘声木、章梫等个案人物的研究，则丰富了人们对“文化遗民”特征的理解，更加加深了对“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中国”品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民初“文化遗民”在赓续文化命运上做出了各自的精诚努力。

    二是对民初遗民群体作了文化视角的勾勒。民初遗民群体是一个清晰而又模糊的概念，说它清晰是大家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但究竟民初遗民群体由哪些人构成、人物关系如何又较为模糊。作为一部探究性著作，该书作了可贵的尝试，全书用较大篇幅陈述民初遗民人群数量、地域分布、群体关系等，为后之研究者提供了帮助。作为“文化遗民”群体，他们在学术文化史上的贡献亦不为世人所熟悉。该书则从中西学术、史学、文学、文化业绩等方面作了相应的考辨工作，尤其是关于民初遗民文学方面的成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角度。作者着重从遗民文人社团入手，揭示了荫蔽在高歌猛进的现代新文学背后的遗民群体文学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与独异性，为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撰写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三是分析了民初遗民与“观念中国”的内在关系。忠节观念是研究遗民群体无法回避的问题，《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一书对民初遗民五伦观念的存在性进行了分析，其欲弃难舍的心态大体来源生于希尔斯所称呼的“克里斯玛特质”。传统的“夷夏之防”让民初遗民陷入了两难之境：曾经是抗清口号的“夷夏之防”反而成为维护清王朝的合法性口号，尴尬的语境使得民初遗民致力于寻找“文化民族主义”的身份来诠释自我。民初遗民与“观念中国”的分析为理解民初遗民的文化独特性提供了思想启迪和研究理路。

    此外，《民初“文化遗民”研究》在史料搜集上也颇费心思，深下功夫，如在众多遗民人物的诗文集、手稿乃至散见于报纸杂志的文章等方面，均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