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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2月18日 星期二

    国学漫谈

    “精行俭德”新解

    作者:缪元朗 《光明日报》( 2014年02月18日 16版)

        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一说法,被视为中国古代“茶德”说的滥觞,也是陆羽将饮茶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内容明确提升到精神层面的一个标志,中国古代茶精神文化至此得以确立。

        陆羽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茶德的观念,而是迂回的,是通过说茶最适合于怎么样的人来说明茶具备“俭德”的,在《茶经·五之煮》中,陆羽又说“茶性俭(内敛淡泊)”,可以视为对“俭德”之说的补充。那么所谓的“俭德”应该如何理解呢?“俭”有节约、节俭之意,这是众所周知的。关剑平先生在研究茶的精神时,首次发掘出其更深层次的含义,他在《茶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俭字本意即为约束、限制、节制”。其根据是《说文解字》释“俭,约也”。段玉裁注云:“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这一发现足以让关先生成为陆羽的解人,因为陆羽更看重的应该是具有约束,尤其是自我约束的能力和觉悟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能够自律的人。陆羽为何会将“茶性俭”与能够自律的人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受到两位历史人物的启发,在《茶经·七之事》中,他引用了两本书上的记载:

        《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晋书》: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

        关先生是这样来理解吴、桓二人的行为的:“俭是约束,尤其是自我约束,位居将相,富有金银,身处喧嚣,不以节俭自肃,焉能以俭德自居。这既是节约的俭与约束的俭的表里关系,也是茶的俭德的两个方面。”陆羽自然早已深谙此意,所以朴素的俭和自律的俭才成为了他提倡的茶德的两个方面。

        陆羽以后的文人还在继续着对茶德的思考。朱熹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朱子语类》卷138),所谓中庸,根据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程颐的解释,是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一个人要践行中庸的理念,就需要内敛自律。苏轼有一首《荔枝叹》诗,提到他自己对丁谓、蔡襄进贡御茶的看法,其中有句云:“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指丁谓)后蔡(指蔡襄)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而在自注中,苏轼又提到了欧阳修对蔡襄的疑问:“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指丁谓曾封晋国公),成于蔡君谟(蔡襄字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何至作此事?’”苏轼和欧阳修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比他们稍晚一点的宋人罗大经,对蔡襄也像丁谓一样专力于小龙团的制作进贡,有更明确的表态,可以算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官宦宫妾之爱君也。忠惠(蔡襄谥号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指范仲淹、欧阳修)相亚,而进茶之事,乃侪晋公。君子之举措,可不谨哉!”(《鹤林玉露》卷三甲编《建茶》)

        在罗大经看来,蔡襄也算是一位与范仲淹、欧阳修声望名誉不相上下的人物,应该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忠君之心,但他却以供奉龙团茶作为己任,和“天下目为奸邪”的丁谓成为了同道,是君子做事“不谨”的结果。如果深究蔡襄的这一行为,之所以会“不谨”,当然是因为自律不足。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宋人唐庚,他在《失茶具说》中讲了一件自己的亲身经历:

        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得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密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夫何求哉!”妇曰:“嘻!乌得不贫。”

        唐庚面临一件茶具失窃的突发事件,尽管这是一件自己也很珍爱的物件,但他非但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并且规劝妻子要收敛自己的行为。上述苏轼、欧阳修、罗大经、唐庚诸人,都是在用行动认真践行陆羽所提倡的茶的俭德,而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以自律求得洁身自好。

        对《茶经》中的“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文字,今人有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不同的标点断句,兹不赘述。各种标点断句中只有一种断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其余多种标点断句则都完整保留了本文要重点论述的“精行俭德”四字,并未将其点断。为了论述的清晰,笔者倾向于认同将这段文字标点断句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因为陆羽在此要表达的是两层意思。第一是说茶之可以药用,是因为其性至寒。第二是说茶之可以饮用,最适合于精行俭德之人。前者是将之当作药物,后者是将之当作一般的饮品。因为到了陆羽生活的中唐时期,茶早已不单是作为药饮而存在的了。其后谓“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则是接着药性至寒来讲的,针对的是所有的人。

        本文要论述的重点——“精行俭德”,今天的读者也有多种理解,同样无法一一列举,常见的解释是“品德端正俭朴”“品行端正有节俭美德”“注意操行和俭德”“品行端正有勤俭美德”“精诚专一,没有旁骛,品德简约、谦逊而不奢侈”“‘精行者’,无非即注意操守,品性端正之谓也;而‘俭德’呢,即‘节俭之美德’是也”“精诚专一,待人谦逊和蔼,不放纵自己”“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等。笔者的理解与上述解释不同。笔者认为,此处的“行”是动词,而“精”是专一的意思,用以说明“行”的程度。《古今韵会举要·庚韵》谓“精,专一也”。所以“精行俭德”应该理解为“专一践行自律品德”。一个人在生活中具有俭朴、节俭、勤俭的美德,其本身就是一种自律的结果,而自律的品德则不仅限于俭朴、节俭、勤俭。这样理解,陆羽的意思就是,作为饮料的茶,最适合于专一践行自律品德的人。联系到上述的陆纳、桓温以及宋代诸儒的言行,这样的解释可能更简洁贴切。

        陆羽说“最宜”,并不是说只有专一践行自律品德的人才能喝,而是大家都可以喝,仅是某些人最适合而已。陆羽以多年之力撰成《茶经》,极力提倡“煮茶”的品饮方式,就是希望人们通过参与这一过程,去感悟茶内敛淡泊的特性,获得一种对自律的道德自觉,使饮茶者均成为“精行俭德之人”。这或许才是陆羽的希望。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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