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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暴力是古罗马文化最具特色、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这一奇特的景象随帝国对外扩张向四周扩散，并自帝国发端一直持续至帝国结束。罗马人为何会以暴力为自豪？公元前3世纪，为纪念阵亡贵族，罗马人迫使奴隶或战俘进行一对一的搏斗，由此开始了罗马的角斗表演。随着罗马人的影响力超越意大利半岛，他们开始引进大量奇异的外邦猛兽，同时将它们交给训练有素的斗兽师训练（大多与这些动物来自同一个地区），以便在公众面前进行斗兽表演。为获取权力，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罗马政治领袖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角斗和斗兽表演成为他们炫耀财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朱利乌斯·凯撒是第一个为公众呈现大规模海战表演的政治家。水兵们（很可能是战俘）表演的海战以虚构的腓尼基的推罗人与埃及人之间的战斗为历史背景。为了这次海战表演，他甚至命人在罗马专门开凿了一个湖泊。罗马人认为，这些暴力盛宴是其文明发展的顶峰，然而在今人看来，这未免残忍和原始。
古罗马人崇尚暴力的证据比比皆是，西起英格兰北部，东达伊朗边界，都有圆形竞技场的遗存。临时表演场地可用木材搭建，此类建筑如今只留下柱坑，但是所有规模较大且比较富裕的城市都渴望拥有一座永久的石质剧场。在帝国东部操希腊语的城市，人们常常使用原本存在的剧场举行角斗表演，不过他们得首先将前几排座位去掉，垒上安全墙，以保护观众免受武器和野兽的伤害，然后在看台后面另建几排座位，以补上前面拆除的部分。从人们不遗余力修建竞技场可见，对于普通民众和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言，角斗表演都同样重要。然而，举办大型角斗表演花费颇巨，且并无规定由政府买单，所有花费均由私人自掏腰包。一般而言，举办表演是一部分神职人员或政府官员的义务。有证据表明，自2世纪起，因经济负担沉重，找人担任祭司和其他官员越来越困难。
为角斗表演“量身定做”的圆形竞技场是建筑上的杰作。庞贝城的竞技场是更早更原初设计的典型例证。该城历史悠久，原本是一座萨莫奈人的城市，后来罗马人将该城作为安置老兵的殖民地进行重建。该城的圆形竞技场能容纳的人数远远超过殖民者的数量，这意味着竞技场也为当地居民留有一席之地。现存铭文保存有大量材料，记录了当地显要人物曾多次出资对竞技场进行扩建和改建。显然，这也成为出类拔萃的公民向共同体展现忠诚和提升自己名望的有效途径。通过这种方式，角斗表演成为构建社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世界各地都出土了大量记载地方显贵为城市馈赠物品的铭文，详尽记载了有关物品的具体数目，例如，为浴室提供橄榄油（其作用相当于肥皂）；赞助表演，提供一定数量的角斗士或野兽等。作为对其慷慨行为的回报，城邦为捐赠者竖立雕像以示感谢。虽然这些塑像早被熔化，但台基上的铭文却保存了下来。
罗马人建造的结构最复杂的圆形竞技场是罗马城内的大竞技场。观众座席下面的通道和台阶使每一阶层的人不与其他阶层的人接触就可以到达自己的座位区，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等级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当所有观众就座后，圆形竞技场成为罗马社会的一个缩影，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界限分明，最重要的人物坐在离角斗场最近的地方，享有最佳的观赛效果。竞技场舞台下面是一间双层地下室，通过地板活门，野兽和舞台布景可瞬间突然呈现在观众面前。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帝国的战利品，如千奇百怪的动物和植物，才会魔幻般展现在罗马人民面前。在罗马人看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享受而存在，他们没有意识到大规模猎捕和杀戮野兽会造成永久的生态破坏。相反，他们认为除掉危害庄稼和畜群的野兽，保护农民，是其职责所在。为竞技场提供动物成为罗马世界的一宗大买卖。当然，因疲乏、虐待、缺乏定期供应的食物，动物折损相当巨大。
角斗士或者是奴隶，或者是自由人。这些自由人自愿降为奴隶，遵守角斗士誓词，服从主人的命令，借此获得薪酬。据土耳其以弗所城外角斗士墓地发掘出的残存骨骸，角斗士大多体格健壮，以素食为主。他们居于营房，接受专业训练。比赛时至少需要一名裁判，有时甚至两名。从庞贝残垣断壁上的涂鸦看，角斗士尽管法律地位受限，但粉丝众多。他们展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勇猛不屈，而这正是备受罗马人推崇的优秀品格。罗马人也因其高超的战斗技艺授予他们特殊的荣誉。如果角斗士输掉一场比赛，但观众认为他表现勇敢，兢兢业业，他将可能免遭杀戮，保住性命。因此，帝国早期角斗士的死亡率大约只有5%~10%。角斗士价格昂贵，如果招雇的角斗士受伤或被杀，举办者将不得不向角斗士的主人赔付大笔金钱作为补偿，这当然不符合举办者的经济利益。
圆形竞技场也是对重罪犯执行死刑的理想场所，尤其是那些被判以喂兽之刑者。遭此判决的罪犯将被置于竞技场内直接面对野兽（一些基督教的殉道者也受到如此的惩罚），或被迫参加实战的海战表演，与所有战俘面对面地肉搏。观众见证公正得以伸张，反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被清除，由此，他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在圆形竞技场，“自我”和“他者”的区分一目了然，即观众是一个整体，与角斗的参赛者严格区别开来。通过让那些对社会一无是处的成员施加罪有应得处罚的表演，观众的凝聚力得以进一步增强。历史上只有少数人曾对此质疑：一些哲学家和早期基督教父对此反对，其理由不过是观赛过程中，人们情绪失控，因嗜血而丧失了自我，对此圣·奥古斯丁曾有论述。古罗马人崇尚暴力的传统历经多个世纪而不衰，直到边疆地区的压力渐增，罗马政体的若干基本特征渐次消散，对暴力的崇尚才不再盛行，此时信仰异教的古典社会已经被信仰基督教的中世纪所代替。
（作者系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此文为作者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讲座，陈思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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