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摄影师把摄影说成是一种英雄式的全神贯注的努力,一种苦行式的磨练、一种神秘的接受态度——接受那个要求摄影师穿过未知的云层去了解的世界。迈纳·怀特认为:“摄影师在创作时,其心态是一片空白……在寻找画面时……摄影师把自己投射到他所见的每样东西上,认同每样东西,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它们和感受它们。”卡蒂埃-布列松把自己比喻成一位学禅的弓道手,他必须成为目标,才可以射中它;“思考应当在之前和之后,”他说,“绝不可以在实际拍照时。”思想被认为会遮蔽摄影师的意识的透明性,以及会侵害正在被拍摄的东西的自主权。很多严肃的摄影师决心要证明照片可以——而当照片拍得好的时候,总是可以——超越照搬现实,遂把摄影变成一种纯理性的悖论。摄影被当成一种没有认知的认知形式:一种智胜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正面进攻世界的方式。
但是,即使雄心勃勃的摄影师们贬低思维(对理智的怀疑是摄影辩护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他们通常仍要断言需要极其严格地对待这种放纵的直观化。“一张照片不是一次意外——而是一个概念,”安塞尔·亚当斯坚称。“对摄影采取‘机关枪’式的态度——也即拍摄很多负片,以期有一张是好的——会对严肃的结果构成致命打击。”有一个普遍的说法,认为要拍摄一张好照片,就必须已看见它。即是说,负片曝光时或曝光前一刻,影像必须已存在于摄影师的心中。他们在替摄影辩护时,通常都拒绝承认一个事实,也即漫无目标的方法——尤其是由某个有经验的人来使用——也可能会产生完全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尽管他们不愿这样说,大多数摄影师仍然总是——理由十足地——对幸运的意外怀着近乎迷信的信心。
(作者为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