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微”，为治本赢得时间

    学术上将腐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腐败，指贪腐官员级别高、涉案金额巨大、案件结果非常严重的腐败；一类是微型腐败，指涉及官员级别较低、金额较少且没有明显严重后果的腐败。遏制大型腐败固然重要，但微腐败的负面影响有时更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微腐败更直接地影响着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微腐败往往发生在老百姓身边，老百姓也会因此建立对官员形象的认知。所以，微腐败治理得好能更为直接地改善政府的公众形象。

    二是微腐败是偏向治标的策略，但治标能够为治本赢得更多时间。众所周知，反腐败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但要根治腐败难度很大，出台治本举措的周期长，要经过试点论证，非预期后果较多。但是不能说治本的方法还没找到就不去治标。相比国外对官员日常公务行为的规定，我国的规定更加详细，并涉及到与国人生活习惯更接近的做法，例如禁止公款送月饼、年节送礼等。

    过去一年来，我国反腐力度很大，反腐举措中也体现出中国智慧，可归纳为不照搬、不激进。具体体现为：

    一是采取了渐进式反腐策略。中国公共部门众多、公务人员规模较大，短时间内要想根治腐败，难度相当高，先摸索试点待政策成熟时再推出更好。如去年特别强调了针对部级官员监管“真空”的巡视制度等，对于遏制腐败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我国实行以党内监督为核心的监督，以纪委和纪检监察机构为核心、其他手段和部门相配合的廉政组织架构。横向比较一下，中国香港有独立的廉政公署，美国主要依靠司法机构进行反腐，通过普适的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而我国大部分公职人员都有党员身份，这既要求对党员有纪律监督，同时也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三是微腐败治理中的很多做法，在约束和规范公款使用的同时，对人情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予以了纠正。

    新近出台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将反腐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体系化治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源头治理。在各领域的改革中与反腐败结合，比如财税改革、医疗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都要考虑到怎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二是在解决各领域腐败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它不一定是纪委制定的反腐败制度，但可以应用到各领域。

    治理还要强调更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腐败问题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本质上都是公权私用，但表现形式不同，腐败滋生的土壤和原因也不同。针对中国的文化、官员的行为特色、政治制度的特征等开展反腐败，对公权力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更好地对准目标、对症下药，可使反腐败治理更加科学合理。同时基于中国国情的反腐败举措也要系统化，譬如有的出台党内规范，有的还要辅以立法配合等，从而真正驱除关系文化中对廉政建设的负面影响。

    （摘编自《解放日报》2014年1月8日5版 李小佳 李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