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

    在今年元月各地召开的两会上，铁腕治霾不约而同地成为各地政协委员最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们的提案、发言让人分明感受到对治霾的紧迫感更强了，调研更深入，建议更切中要害、更具有可操作性。

 

    2014年，北京计划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5%以上。

 

    2014年，北京计划大气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降5%左右。

 

“不仅要有决心，也要有铁腕！”

 

    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李楚源说：“PM2.5对健康就像一颗定时炸弹！PM2.5会引发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他这次提交了一份“灰霾治理”的提案。

 

    他建议：治霾要关、停、并、转、罚：首先要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监管，对没有环保手续和达标无望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并、转；对生产过程中偷排污染的，要高额处罚，直至责令停产关门。同时，要加大加快珠三角地区低端产业的转型升级，并促进生物医药、新能源技术等绿色新兴产业发展。其次，政府机关要带头管好公务车。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要带头管好公务车，提高用车效率。

 

    治霾不仅要有决心，也要有铁腕。他希望，借鉴欧美经验，启动绿色税收制度，在总税率确定的前提下，调整税制结构，征收资源税、汽油税、垃圾税、噪音税、水污染税，以及在其他税种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些环境保护税一旦开征，将大大刺激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企业在环保方面的需求。这对环保产业和地方经济都是利好。

 

    在很多地方“扬尘”也是破坏空气质量的凶手之一，雾霾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但扬尘短期内是可控的。南京市住建委副书记郭宏定委员提出，要增加扬尘的处罚力度，进行综合处罚，除了金额处罚，还要工地停工等，“每次2万～3万的罚款确实太低，起不到震慑力，所以约束力也就下降了”，要让工地方觉得违法成本不可承受，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现在城市的“扬尘”很多是人为造成的，如果转变观念，可以大大减少。南京市政协委员赵建中提出，应给城市建设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尽可能少改变少炸毁无重大不良影响的建设和工程，尤其切忌仅仅是为提高标准的拆除工程、翻来覆去的工程、无控尘防污的工程。同时，面对南京重化工业不可能搬离的现状，环保等相关部门应强行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实施污染治理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从技术和设备使用上落实更高的排放要求。

 

    政协委员的关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网友孟非说，不是说其他事情都不重要，而是说没有哪件事像当下的雾霾那样直接关乎每一个市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以牺牲人民健康换取经济发展的时代该结束了。

 

    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认为，要治理严重的雾霾污染，必须动“大手术”。他说：“国内出现的雾霾重度污染，属于世界级的环境事件，超过2003年非典的后效影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整个京津冀20多个城市约7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如以PM2.5的平均浓度250毫克/立方米计，所覆盖的空气柱中约含PM2.5气溶胶3.6万吨。如此严重的环境事件似属偶然，却是多年来生态赤字、环境欠账的长期累积结果。”

 

“控制源头还是要加大力度”

 

    铁腕治霾，需从源头入手。

 

    在环保部每月发布的空气质量排行榜上，前10个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超半数是河北省的。雾霾已然成了河北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意识到，在空气治理上，河北已经没有退路。

 

    在付志方担任河北省政协主席的第一年，就把“治理石家庄大气污染”作为政协工作的第一件大事来抓。在今年河北省两会上，他反复强调：“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要求，真正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不打折扣，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就一定能够见到成效。”

 

    上海市政协也把治理雾霾作为工作重点之一，2013年40名委员参与市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关于改善上海环境空气质量的专题调研，提交了有分量的调研报告。

 

    他们的调研报告中，直指上海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问题：PM2.5超标严重，年均浓度超出新标准限值60%，比欧美城市高出2～3倍；臭氧是另一种重要污染，去年1～7月，臭氧污染36天；空气污染从局地向区域演变，区域性特征明显。报告分析认为，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依赖一次能源消耗，污染物高强度近地排放，冬季“静稳天气”和夏季“烧烤天气”容易形成雾霾和臭氧污染，区域内污染输送和沙尘等长距离输送对上海空气质量影响平均约占20%。

 

    上海市政协委员、市环保局副总工程师柏国强说：“经过调研发现，气象条件是外因，而污染排放才是PM2.5污染的本质原因。”

 

    据这份调研报告分析，基层企业污染瞒报现象很普遍，一些“黑户口”企业未经审批就从事生产，极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与此同时，由于部分环评审批权下放后，利益驱动带来环评审批把关不严等隐患，环评机构管理松散，有的形同虚设，环保监管力量相对不足，致使问题更加严重。

 

    上海环境空气污染治理的瓶颈和难题，一是体制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健全的空气污染隐患发现机制；二是技术规范及行业标准不完善使得管控缺乏依据。

 

    环保评价机构要管控污染企业，却苦于缺乏依据。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尚无相应的国家标准，相关研究和规范管控措施也比较薄弱，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船舶尾气污染排放及船用燃油品质也无国家标准，目前对2.1万艘船舶尾气排放的监管缺乏法律依据。上海柴油车国三排放标准实施时间短，行业内黄标车比例较高，企业难以及时淘汰更新，尾气排放超标严重的货运车多为外地牌照，难以从源头上对其进行属地管理或行业管理，行政处罚也难以落到实处。

 

    因此，他们的报告建议，加快出台“上海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办法”，推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入法。

 

    委员代表注意到，河北省委、省政府及各地区，2013年出台70多个防治大气污染的文件，提出措施近千条。省内已经淘汰和压减炼铁、炼钢落后产能586万吨、788.1万吨，淘汰水泥、平板玻璃落后产能776万吨、1488万重量箱；取缔非法排污企业8347家，限期整改910家；淘汰黄标车60.5万辆；完成造林430万亩，义务植树1亿株。这些阶段性成效是很可观的。

 

    现在，河北各地治理环境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呢？

 

    河北省政协通过调研提出，障碍是治污与企业效益下滑的矛盾，传统落后工艺改造与新技术缺少的矛盾，压减煤耗与新能源（特别是天然气）替代不足的矛盾，以及企业搬迁受到制约，职工安置任务重等等。

 

    付志方认为，大气污染治理，说到底，一是要转变发展方式，由大量消耗能源资源、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发展转为节能减排的环境友好型发展。二是从源头抓起，依靠科技进步，大量采用低碳环保先进技术，减少和控制污染物排放。控制源头还是要加大力度。今年河北省政协把防治大气环境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重点提案。将通过多种方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扩大群众对大气环境治理的评议权，加强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工作的民主监督。

 

“不仅要重视，还要有法律！”

 

    铁腕治霾，要用重典。

 

    北京市一马当先，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4年全市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5%以上，大气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降5%左右。

 

    从环保部已发布的2013年月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看，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基本上仅为其他区域的一半，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十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城市所占比例几乎超过一半。

 

    北京作为首都，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这不仅是今年北京“两会”讨论的一个重点，同时市人大要立法，制定《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这次，北京市以明确的语言提出：2014年，北京市将削减燃煤260万吨，退出污染企业300家。代表委员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PM2.5的年均浓度下降目标，体现了在治理大气污染上的决心和力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市人大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坚持从源头到末端全过程控制污染物排放，严格排放标准，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浓度控制，加快削减排放总量。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表示，此次是北京市首次将降低PM2.5纳入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政协参与了这次《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立法协商。

 

    人代会上要讨论大气污染条例，这么大的事儿，政协如何参与讨论？

 

    按照惯例，对政府工作报告，政协委员列席人代会听取、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政府。“但是立法就不一样了。立法的权力在人大，如果让政协委员参与立法协商，有修改意见该给谁。是给人大主席团？人大是国家政权组织体系，政协是政党体系，不能直接发生工作上的关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说。

 

    吉林向关心这个问题的代表、委员详细地介绍了市委的决策和政协委员参与立法协商的流程。

 

    这个流程是：在人大党组把法规草案报到市委后，市委将法规草案交给政协党组，由政协组织委员进行立法协商。744名政协委员参与协商后，政协还组织了专家组，包括搞环保、法律的委员，对大家提出的83条意见进行论证。

 

    然后，政协党组把修改意见报给市委，市委将这些意见转给人大党组。人大根据政协委员的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人代会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还专门叮嘱“能修改的都要改”。

 

    吉林说，今后立法协商将常态化，像政府规章等都将纳入立法协商范围。“对于公共事务的立法，应该参与的人多一些。”政协委员发表意见的过程，其实就是统一认识、协调利益的过程，草案经多方讨论通过后，在落实中肯定会得到更多支持。

 

    北京市政协首次对立法开展协商是个突破，意义重大。

 

“人人都能成为‘驱霾者’”

 

    在广东省两会上，港澳委员马鼎盛说，治理雾霾，首先应从自身做起。“我在香港也算是中产了，但我没有私家车，自行车不算。马委员平日大多是乘各类公交，有急事就乘出租车。“现在要改革、反贪、倡廉。官员不要配车，什么局级，处级甚至有些地方乡长都配车，这些人都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亏在前，享乐在后，可以吃点小亏，不要公车。”

 

    山东政协委员孙晓芳曾随机采访过50名私家车车主。孙委员说：“雾霾治理问题，离不开每个市民的行动，改变思想也很重要。城市车满为患，车主们抱怨走不动、停车难、油价高，却不愿选乘城市公交。很多车主觉得乘公交没面子，开车出行是有身份的象征。”

 

    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会长马娅希望，领导干部要带头坐公共交通出行。“这应该成为常态，成为制度，比如每周一次或者两次，而不是只在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时才坐公交、地铁上班。不然怎么感受老百姓的出行，怎样改善城市公共交通？”她说：“我有车开，而且还有好车开，但我希望限行，只在每周一、三、五或者二、四、六开车。我敢这样建议，因为平时我经常坐公交车。”

 

    广东省政协委员、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说，他们最近制作的节目《文明启示录》，试图探访国外城市的治霾经验。比如洛杉矶作为“车轮上的城市”，很难做到限制汽车排放，他们采用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方式严格要求人们按标准上路。这样的指标，不只是监督政府，而且监督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怎样身体力行改善空气品质。

 

    “我要以实际行动说话，治理空气人人有责。”上海市政协常委胡光建议，雾霾天最好所有香烟都不要销售，最好也不抽烟，虽然香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有限，但它在思想观念上有重要意义。他说：“改善空气质量怎么用法治来‘护航’，怎么从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来形成社会的共识，应对空气重污染的天气，政府、企业、个人应该做什么，去降低而不是加重污染，而且还应该去帮助别人，应该公布名单，哪些企业因为这样的天气停产了，能不能有些配套机制，鼓励少用私家车，地铁能否加强频次、适当延长时间，让公众在重污染天决定是否要做单双号限行。”

 

    各地各级两会传出了明确信息：为了美丽中国，治霾迫在眉睫，铁腕势在必行。（本报记者 倪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