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路上的心灵交响

    2013年，中国文坛的散文随笔创作依旧乱花迷眼，万象辐辏。回望这异彩纷呈的散文现场，有一种景观格外抢眼。这就是：一大批作家呼应着实现中国梦这一时代强音，将精神触须与艺术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历经沧桑的中华大地，自觉围绕国家改革与发展、民族振兴与进步、人民幸福与安康的基本主题，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维空间展开真诚的言说与真实的讲述。于是，追“梦”路上的心灵交响，承载着铿锵有力的时代足音，构成了年度散文随笔创作的主旋律，同时也铺就了进入散文随笔创作现场的重要路径。

为新世纪中国把脉

    实现以民族复兴为旨归的中国梦，是历史赋予国人的神圣使命。要让这一使命化为可以直观的现实，需要奋进路上的中华儿女，立足当下，再度出发。这时，摆在作家、学者面前一项无法回避的任务，便是在把握国际环境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深入观察、辩证分析今日中国的历史选择、时代境遇及其社会现象，通过厘清其中的是非成败、利弊得失，帮助国人确立正确的观念与认识，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遵循这样的逻辑，2013年的散文随笔创作，出现了以往并不多见的景象：若干学者或学者型作家，推出了一批直接为新世纪中国把脉的随笔作品，展开了以思想解放为底色、直面社会热点或重大问题的知性言说。

    譬如，王蒙的《文化梦的高度》，由中国梦说到文化梦。他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来就是“看高不看低”。因此，以中国梦为旗帜的文化建设，应当重在推出高端的文化人才与经典的文艺成果，重在培育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高雅的国民精神气质。这对于文化领域迄今每见的过度市场化、娱乐化、快餐化的现象，是一种强力矫正与反拨。

    张颐武的《2020年给朋友的一封信》，通过虚拟的通信方式，预支了自己八年之后的一次发言。而之所以要做这样的预支，则是因为作者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社会和国情会越来越好，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会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获得各方的认同。

成熟的历史意识

    去年的思想随笔创作，体现了对中国热点和重大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又保持了开阔的视野。张炜的《谈简朴生活》，一边清理观念的误区，一边强调行动的意义，由此传递出健康而睿智的人文立场。莫砺锋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解析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六位诗人的生命旅程与生存方式，发掘出中国民族一向崇尚的诗性精神，进而呼唤这种精神的当代赓续与现世承传。

    而在这丰富的思想盛宴中，有两个话题值得格外留意。一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知识界的热议。围绕该书谈到的革命与专权等问题，朱正琳的《改革的风险与化解》、宣晓伟的《都是中央集权制的错？》、张千帆的《重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文章，都努力还原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现场，披露了敏锐而深刻的识见，从而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是，因恰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一些作家泚笔为文，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再度回望这位中国革命的伟人。其中梁衡的《文章大家毛泽东》、唐双宁的《毛泽东的气质》、徐国琦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等，不仅视角新颖，材料翔实，而且观点独到，论述公允，其意脉深远而又质朴无华的叙事，体现出成熟的历史意识。显然，这些作品有效地丰富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资源。

深切透视民生中国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人民群众是中国梦的主体，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角。这样的性质与关系决定了聚焦中国梦的散文家，必然会将人民群众当作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描述对象。于是，深切透视民生中国，潜心倾听大地回声，努力书写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与生存状况，是2013年散文随笔创作又一稳定的取向与宏大的主题。

    在许多作家笔下，生活之路也许不是春光无限，尽善尽美，但跋涉其中的主人公，却总是怀着向往与期待，并因此而具有奉献与担当，热情与坚韧。请看王巨才《父老乡亲》所绘制的人物肖像：走过战争年代但文化水平不高的曹老，一向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身为领导干部，他时常为百姓的事着急，而当变化了的环境使他意识到群众更需要有文化的领导时，便以主动辞职来践行自己的群众观念。陕北妹子王二妮凭着特有的音乐才华，征服了作家，也征服了歌坛。在她成功的路上，固然洒下了歌者的辛勤汗水，但又何尝没有来自一个族群和时代启人向上的暖意？

    惯于行万里路的陈启文，在邂逅龙羊峡水库时写下了《如果这就是命运》。其刚健悲怆的笔墨，不仅激活了当年水库建设者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历史画面，而且于现实场景中凸显了孟朝云大姐的精神世界。她既是烈士遗孀，又是烈士母亲，面对残酷命运和艰难生存所表现出隐忍与淡定，足以净化读者的灵魂。

    军旅女作家李美皆捧出了状写青藏高原军旅生活的散文集《永远不回头》。该书不夸饰、不虚美、不煽情，坚持以平视的目光、内敛的笔调和质朴的语言，贴近高原军人的生活与内心，同时将作家的自省与反思融入其中，于是，一种崇高和圣洁悄然升起，感人至深。

    以书写呼伦贝尔草原风情见长的女作家艾平的《额嬷格》，驱动蒙古长调般的深情咏叹，活画出一位既“陌生”又“熟悉”的老祖母——她饱经风霜的生命旅程固然植根于大草原特有的历史文化，但推动其生命旅程不断延伸的精神原色，是她的善良、勇敢、大气，她的知恩图报、乐于助人和是非分明，映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江子的《我成了故乡的卧底》，讲述了作家的奇特经历：“我”作为农民的后裔，虽已生活在城里，却无法割断与乡村的联系。为此，“我”不得不接受来自乡村的指令，去承担一个个能完成或完不成的任务。这当中虽然不无怨怼、疲惫和无奈，只是这一切的背后依旧传递出历史的正能量——正是在“我”和无数“卧底”的忙碌中，中国大地终将摆脱城乡二元结构，迎来一体化的共同富裕的明天。

    对于生活的亮色和人性的暖意，散文家给予了热情讴歌和由衷赞美，但却不曾因此就忽略社会现实依然存在的某些问题和缺憾。在不少散文家心中和笔下，历史发展的曲折失衡，社会病灶的积重难返，底层生存的困苦窘迫，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身为电视台记者的江少宾，一连发表了《乡村铃响》《塌陷的胸腔》《逝者如斯》等作品，或直面经济转型带给农村教育的问题和矛盾，或揭示贫困与疾病导致的农民命运的辛酸，其触目惊心的生活景象及浸透其中的那份悲悯与焦虑，让人动容。钱红莉的《故乡帖》，由眼前感触和故乡记忆交织成文。其语言叙事保持着女作家的婉约柔润，但贯穿其中的对土地退化、生态恶劣、水质污染、食品有害等问题的忧思，依然有撞击心灵的力量。此外，王月鹏的《被悬置的人》、王新华的《流转》，对房屋拆迁、土地流转中的社会病象痛下针砭，亦显示了文学的匡时之功。

    在这类写作中，两位女作家的重磅出击值得重视。继《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又推出了《出梁庄记》。作品围绕51位梁庄外出打工者展开笔墨，通过作家转述和口述实录，既写出了他们充满哀痛的境遇与命运，又环绕这一切再现了当下中国因城乡演变而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其为一个时代备忘的意义显而易见。

    丁燕在《工厂女孩》之后又写出了《双重生活》。该著旨在记叙作家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路，但视线不断向四周扩展和辐射，以致囊括了广阔的社会场景与丰富的生活现象，且不乏一定的深度和典型意义。雷达称《双重生活》是“现实中国人伦生态的最佳报告”，洵非虚美。

    中国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也不乏广泛的包容性。这无形中为散文家各领风骚提供了有力支撑，反映到去年散文随笔的创作中，便出现了百花齐放、各有收成的生动局面。贺捷生继续耕耘于革命历史领域，其新作《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眷恋这片大地》等，依旧燃烧着理想的光焰，读来令人激情澎湃。胡冬林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持久采撷，一册《狐狸的微笑》，以“零距离”的观察与描写，赢得了多方好评。历久不衰的历史文化散文仍是佳作迭出，王充闾的《诗人的妻子》、赵丽宏的《望江楼畔觅诗魂》、蒋蓝的《石达开的铜河》、耿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系列等，都是别开生面而又意味深长的精彩之作，读罢令人或扼腕，或沉思。刘上洋的《从高峰跌落的文明》，记录了作家的埃塞俄比亚之旅。该文的超卓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这个非洲古国今日的贫穷落后和昔日的辉煌优越，更重要的是抓住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展开分析与思考，从而揭示了该国由古代文明高峰沦为现代文明低谷的种种原因，其中承载的警示意义，显然不局限于某一国家。

    还有一些作家侧重在“怎么写”的意义上做积极的探索与实验，其别具一格的文本颇值得细读。这里我想加以推荐的，是周晓枫的《齿痕》和高海涛的《英格兰流年》。前者讲述作家被误导的齿形矫正过程。按说是件很无趣的事，只是一旦出现在作家笔下，竟是那般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令人不得不赞叹文学修辞的力量。后者用一本英文的文学历法书，将作家寄寓了别样乡愁的英国和留下了切身体验的中国联系起来，然后展开对应描写。其笔墨所至，既打捞异域风情，又钩沉乡土记忆。而无论写异域还是写乡土，都充盈着作家特有的知识修养和诗情理趣，于是通篇作品别有一种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