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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古典时期的现存文献中，绝大部分著作都将政治、军事等公共领域的事务视为当然的主题。在这一背景下，色诺芬以家庭生活管理为主题的对话《家政论》（Oeconomicus）引起了众多古典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被视为古希腊家庭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史料之一。然而，在普遍重视公共生活的古希腊社会观念影响下，色诺芬对私人领域的理解与研究方式具有十分值得现当代学者们注意的时代特征。
为了把握这种时代性，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家政论》第7章第17—37节中的一个片断。作品中的勤劳农夫伊斯科马库斯告诫自己的妻子应当重视对家务劳动的管理。他评论道：“我认为这些并非琐事，除非蜂巢里蜂后负责的事务也是微不足道的。”随后，他列举了蜂后所承担的监督其他蜜蜂劳动、管理和分配巢中物品、检查蜂巢状况、照料幼蜂等任务，并指出这些工作与主妇的责任十分相似。在古希腊文化语境下，人们将蜜蜂的形象同勤劳的妇女联系起来的现象较为常见，因此，长期以来，色诺芬使用的这个比喻并未引起学者们的特别注意。然而，深入的文本比较分析可以表明，色诺芬所使用的蜂后比喻其实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根据生活年代略晚于色诺芬的古典作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著作，人类、马蜂、仙鹤与蜜蜂同属四种“政治动物”的范畴；每个蜂群都有自己的“国王”；蜂巢里必须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当整个体系无法正常运作时，这个蜂群就面临着因内部“党派”分裂而解体的危险。无独有偶，罗马诗人维吉尔也曾将通过腐烂牛肉重生的蜜蜂与经历战争后浴火重生的罗马人民形象联系起来。这些研究和比喻表明，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蜜蜂与蜂后的关系往往是政治性的，同民众和政治领袖的关系彼此对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比曾两次出现在色诺芬本人的现存作品中。在《居鲁士的教育》第5卷第1章第24—25节中，居鲁士的亲属和廷臣阿塔巴祖斯称赞前者是一位天生的王者，正如蜂巢里的蜂后一样，因为群蜂会自愿地服从和追随蜂后，而居鲁士也具有号召、团结追随者的本能。在《希腊史》第3卷第2章第28节处，当受人爱戴的将领色拉叙德乌斯未死的消息传出后，民众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他的宅邸，就像群蜂簇拥着自己的蜂后一样。当代意大利古典学家法比奥·罗斯卡拉等西方学者甚至进一步猜想，关于蜂后的比喻其实来自古代近东地区的古老政治信仰，认为优秀的国王相当于其子民的蜂后。因为埃斯库罗斯在悲剧《波斯人》中专门将波斯士兵比喻为追随蜂后离开巢穴的群蜂；而《旧约·以赛亚书》第7章第18节中也有把亚述国王比喻成蜂后的说法。作为一名曾追随小居鲁士（居鲁士的后代）深入波斯帝国腹地，并率军历经长途跋涉后返回西方的雇佣兵将领和创作过几部与波斯相关的作品的希腊作家，色诺芬应当理解蜂后与优秀政治领袖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密切联系，以及蜂后在古希腊语境下的政治含义，并十分自然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他在上述作品中对这一比喻的三次使用绝非出于偶然，而是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其中的政治含义：无论是《家政论》中的称职主妇、《希腊史》中的杰出将领，还是《居鲁士的教育》中的贤明君主，他（她）们都具备在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政治禀赋与领导能力。换言之，在色诺芬心目中，理想的家政管理工作是可以在政治领导艺术的支配下完成的，私人领域同政治生活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
事实上，蜂后比喻中所展示的逻辑思路正是《家政论》全书立论模式的缩影。在《家政论》全书的举例论证中，色诺芬所选取的绝大多数事例都来自公共生活中的经验。在第5章第15—16节中，色诺芬指出，农夫鼓励仆人、奴隶们努力工作的技巧与将领鼓舞军队士气的手段完全一致；在第8章第4—22节中，色诺芬连续运用了统一军令、航海途中的物品存放、公共市场上的交易等三个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例子来解释家政管理的特点和改进方式；在第9章第15节处，色诺芬建议主妇要定期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检查，就像优秀将领们会不时检阅部下一样；在整部作品的结尾处，色诺芬再次用船长称职与否对航海活动的影响来证明家庭主妇职责的重大。此外，《家政论》中论证的基本要点，如统筹全局的重要性、制订家法的必要性、赏罚分明的意义等，都存在着借鉴自色诺芬专门记载、论述政治统治和军事指挥的著作，如《居鲁士的教育》《希耶罗》《阿格西劳斯》《斯巴达政制》等。最后，色诺芬还在《家政论》中数次暗示：他在作品中塑造的勤俭持家、号令分明的家主和主妇实际上就是理想国王的化身。他在第13章第5节中指出，善于管理仆从和奴隶的农夫与农妇必然懂得治人的艺术，而善于治人者必然具备成为优秀国王的素质，因此优秀家政管理者和杰出国王的评价标准是类似的；善于调动奴隶工作积极性的家主是拥有“国王禀赋的一部分”的。
有了上述分析的基础，我们便不难理解《家政论》中苏格拉底对伊斯科马库斯夫妇的赞语了：“伊斯科马库斯，凭着赫拉起誓，你已证明你的夫人拥有男性的头脑。”这是因为，《家政论》所涉及的生活实例基本取自古希腊时代通常只有男性才能参与的政治、军事事务；它所遵循的组织管理原则来自色诺芬对成年男子主导的公共领域生活经验的提炼；而色诺芬所塑造的主妇形象在某些方面也是以地中海世界中的著名男性立法者、君王为原型的。这样看来，对古希腊社会性别史、家庭史与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色诺芬《家政论》的史料价值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品中展示的一些细节、观念并不是基于色诺芬本人对雅典妇女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古希腊家庭生活的历史特征及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细致观察、分析和思考后提出的，而是直接来源于对类似的政治、军事等公共领域活动相关经验的照搬与借用。色诺芬对家政管理和主妇职责的详述也不能充分证明他对私人领域和妇女地位的重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在自己的其他政治、军事、历史著作所持观点的拓展延伸和隐喻式阐释。由于色诺芬在写作时很可能缺乏家政管理方面的亲身体验和一手资料，他对雅典家庭管理惯例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些记载也很难保证其历史真实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作为古希腊文化史上较早的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散文作品，色诺芬的《家政论》毕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引发了希腊人对私人领域的关注。由于古希腊上层社会和知识精英们普遍轻视对家庭生活、妇女奴仆和农业生产的记载和研究，除赫西俄德《田功农时》等诗作外，色诺芬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很难找到以私人领域为主题的作品样本和文献材料。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色诺芬采取了假设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具有相通性，并将自己研究政治、军事生活得出的观点、结论推广到家庭生活的组织与管理中去的处理办法。在色诺芬之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试图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对家庭组织模式的分析来比较各种现存政体的优劣，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对家庭生活的研究。然而，随着后人对私人领域理解的不断深入，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将家庭管理与政治统治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很快受到了质疑。伪亚里士多德《家政论》（Oeconomica，可能成书于希腊化初期）的作者指出，现实的家庭生活中并不存在民主制与寡头制的政体模式，可见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规则在本质上是截然有别的。色诺芬创作的《家政论》在古典后期和希腊化时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以私人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固定文学体裁，并在罗马时期成为伽图、瓦罗、科鲁美拉等人撰述的农业志名著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色诺芬的《家政论》与赫西俄德、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著作共同开启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关注和研究；而色诺芬在创作《家政论》过程中对公共领域经验的借用也反映了古希腊思想史上认识、理解私人领域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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