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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东南亚马来半岛上彼此相邻的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独立，两国曾在1963年一度合并筹组“马来西亚联邦”，直至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国分别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国阵”长期执政50多年。进入本世纪以来，两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发展都呈现出重大的转型趋势，执政党虽然获得多数议席，但在2011年新加坡第12届国会选举和2013年马来西亚第13届国会选举中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从总结长期执政政党的经验教训角度，客观分析两国的大选特点与政局演变趋向，或许会获取一些耐人寻味的启示。
不仅要坚持发展经济，更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国际社会以廉洁高效著称，连续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2010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4.7%，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失业率降至2.2%。然而，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的得票率却降至历史新低，仅为60.14%，比历史最低年份1991年大选的61%还低，更低于1997年的65%、2001年的75.3%和2006年的66.6%。马来西亚近年来也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11年和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保持在5.1%和5.6%左右。但在2013年大选中，连续执政56年的执政联盟“国阵”在222席国会中只赢得133席，与2008年相比下降7席，为历年来最低，其全国得票率更是不到半数，只有47.42%。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当今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是因为其干得不好，而是民众要求其干得更好；不是因为其政绩不彰，更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而是民众不仅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在增长，而且对公平、正义、民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些选民批评人民行动党作风“傲慢、自恋、自傲、自满”，开始对新加坡传统的“高薪养廉”和“高薪揽才”政策提出质疑，对新加坡部长级薪金位居世界第一，并与GDP增长挂钩，2010年普涨5%，而普通民众收入仅增长1%的重大差距表示不满。反对党甚至喊出了“我们不是用来成就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不是一堆数字”和“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的口号。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占全国人口的55%、华裔占24%、印度裔占7.3%、其他民族占13.5%（2012年）。在“国阵”的长期执政体制下，马来人有种族优先的传统特殊地位，虽然大部分的华裔选民在城市中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直较低，在考录公务员、担任政府要职等方面存在诸多约束性条件，事实上属于“二等公民”，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平等政治地位之愿望日益强烈。因此，大部分华人在大选中把选票投向反对党，从而导致“国阵”得票率在华人集聚的城市地区的持续下降。
为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巩固执政地位，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揭晓后明确表示“行动党必须有好的政策，也有好的政治”，决定将人民行动党自我改造成一个更具活力，更能了解及满足国人需要的政党，以便在新的政治时代中继续获得选民的委托。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大选后为国阵成员党民政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也强调“国阵”政府会继续秉持中庸、进步、温和、包容及公平五大原则的施政路线，拒绝极端政治及任何会破坏国家基础的举措，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已开始改革，要相信我们已走在正轨上，我们会继续转型的道路，直到目标达成”。
既要重视城市中产阶层的参与诉求，又要满足农民的民生需求
城市往往是中产阶层的聚居区域，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希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公民权利日益成为其主要诉求。而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活水平不高，农民对于改善民生的需求往往更为迫切。
如在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增强，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而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其开始认为对于执政党，哪怕是一般的错误或些许瑕疵就理应承担责任。“干得好是应该的，干得不好就用选票给他们教训”“让反对党在国会有更多监督和制衡的力量”逐渐被新加坡较多民众所认同。
而在马来西亚，城市日益成为反对派活动的主要阵地，伴随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诸如吉隆坡、槟城等主要城市集聚了大量属于中产阶层的市民，这其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为华人，目前约占吉隆坡总人口的40%，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希望有参与改变种族歧视政策的机会。不但华人希图改变现状，而且随着城市中诸多属于中产阶层的马来人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独立判断政治体系的能力日益提升，不少民众对“国阵”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物价上涨、联邦政府债务快速增加、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等现象表示不满。
但是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占大多数，且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农村选民更多地要求执政党能够满足他们对于提高生活条件、改善基础设施、维护土地权益等方面的具体物质要求。执政联盟“国阵”有自主划分选区和行政动员的优势，在选区划分上有意保持了农村马来人聚居地区的比重，而限制城市选区的权重。“国阵”中的巫统也始终坚持马来人优先的立场，积极加强农村马来人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使得农村的马来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最终虽然其全国得票率只有47.42%，但在222席国会中仍赢得133席的优势。而反对党联盟“民联”虽然获得全国50.83%的选票支持，也只能获得3个州的执政权和国会89个议席。因此，执政党的农村政策决定了广大农村马来选民的选票意向，加强农村的民生政策有利于巩固政权，对维护执政党在农村地区的政治合法性和实现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执政党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并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现象
在新加坡，由于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绩效优异，执政团队廉政形象鲜明，长期蝉联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体上是团结的，人民行动党在现有政治格局中仍然位于主导地位，反对党并不能奢望马上成为更换执政党的“替代”性政党，而只是期待有机会成为国会中的“平衡”性政党，以增加在国会中的监督和制衡力量，为目前的“一党独大”体制提供一些竞争因素。
但是在马来西亚，主要执政党“巫统”由于内部权力斗争和政见分歧，曾任马来西亚副首相的安华，1998年遭时任首相马哈蒂尔革职，并被法院判定渎职和鸡奸罪入狱。由此逐步分裂出由原副首相安华为首的一部分马来人政治力量，其部分党内支持者“另起炉灶”组建人民公正党，执政党内的矛盾逐渐演变成公开的党外挑战。
而且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中，由于领导者的权力过大和缺乏有效监督，代表国阵的一些高级行政官员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传闻，个人生活腐化、奢侈现象经常被新闻媒体揭露。大选中反对党抓住执政党的此类腐败事例，对其执政能力和官僚作风进行猛烈批判和攻击，这也给选民留下了恶劣的执政印象，极大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权威，从而导致不少选票流失，其全国得票率创历史新低。
因此，长期执政的政党内部需要切实加强民主制度建设，让党内不同政见人士可以通过常态化的民主渠道和机制表达意见，避免由于路线之争导致党的分裂和体制外的分庭抗礼，未雨绸缪积极吸纳社会精英和民意领袖，尤需认真对待和切实解决各种腐败问题，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重塑廉洁政府形象，以赢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不但要重视老年人需求，而且更要引领富裕时代的青年民意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数量增减趋势及其需求特点，往往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具有重要影响。新加坡于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马来西亚的老年人口数为203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7.1%。随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总体上倾向保守，他们大多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艰苦生活，对新旧时代的天壤之别有着深切体会，希望维持来之不易的现有富裕生活和福利待遇，对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也能够保持“容忍”态度，往往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大选中老年人虽然不如青年人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地积极表态，也不热衷于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见，他们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主流，但在投票的关键环节往往会选择执政党。因此，在老龄化时代，执政党积极的民生福利和养老保障政策，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选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量在富裕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参与到政治过程，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更多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影响，对于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及其联盟以前成功的执政历史没有切身体会和政治依恋，也较少受制于传统威权体制下的人身束缚，而对现行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见解，因此相较于老一辈人，其具有更为强烈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如201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是其独立以来选民投票最为踊跃的选举，共有205.77万人投票，投票率高达93.06%，其中约有60万21-34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参与投票。在马来西亚，4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人口的72%，年轻选民逐渐增多，而执政联盟“国阵”和反对党联盟“民联”传统“铁票”基本都有30%-35%的固定票源，而剩余的约30%选票属于青年人为主的“游离选民”，他们的政治倾向将逐步左右未来的政治走向。
为重塑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民意基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调要更加注重赢取“年轻选民”的支持，行动党必须与新一代选民建立同样牢固的情感联系，才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他强调，行动党不只能跟老一代选民联系，更要与新一代选民联系，必须往前看，与年轻选民紧密合作，共同塑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实现理想和改善生活的条件。同时，他还指出在争取年轻选民的时候，绝对不会忽略年长选民的期望和需要。
因此，关注年龄结构的数量变迁与政治倾向的关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注重老年人的福利保障，对于执政党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同时更要特别重视青年人的发展空间，切实了解其实际需求、生活方式和政治意愿，有效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积极培育和吸纳青年才俊成为政治精英以引领青年民意，并提高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听取民声、疏导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黄卫平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长期执政政党的制度建设研究”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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