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8日,浙江省三门县浙江启明博物馆开馆。据称,这是浙江目前所有民办博物馆中,建筑物体量最大、藏品最多的一家,该馆的建成开放打破了三门县民办博物馆零的纪录。
为了解民办博物馆的生存状况,记者于1月进行了调研。民办博物馆被誉为“来自民间的文化盛宴”,但建馆容易维持难。浙江的民办博物馆总数在全国位列榜首,然而其发展过程仍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民办博物馆崛起
改革开放后,文物管理政策开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保工作”,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民间收藏迅速兴起。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馆长储建国三代收藏钱币,他很希望建一家博物馆,将收藏的钱币展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民办博物馆还很罕见,储建国便开始筹建博物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营照相机商店的高继生也开始搞相机收藏。1993年,他的照相机博物馆宣告成立。
据浙江省文物局2012年统计,全省共有民办博物馆92座,占全省博物馆总数的36.5%,投资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和民营企业两大类,所涉及的多是国有博物馆未关注的领域。
作家王宏甲在考察浙江省慈溪市后撰文披露:2003年,慈溪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俄罗斯圣彼得堡,可文化建设却不及其百分之一。当时慈溪的博物馆只有一座,并且还没有观众。令人欣慰的是,经过10年发展,慈溪市通过2012年度年检的民办博物馆已有16家,位居全省县级市第一。
尽管如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物馆的发展还尚待提高,这也包括民办博物馆。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仅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15%,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可达60%。
步履蹒跚的发展之路
高继生清晰地记得博物馆开馆的日子:1993年5月18日。尽管此前亲人朋友都反对,可他依然坚持。建馆后,高继生就常年值守馆中,20多年来,已经为近4万台相机提供免费鉴定。无收入不说,场馆每年日常运营费需10万元。由于每台相机都是孤品,一旦某个零件损坏,修理费高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高继生把赚来的钱都砸进去,还是无法维持时,只能割爱卖掉一些型号重复的相机。
建馆容易运转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资金短缺几乎成了民办博物馆发展后劲不足的直接原因。龙游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几年前就是因场地和资金问题停办,这样的例子不少。
更有一些民办博物馆借建馆之名圈地建房,最终把小部分场地进行藏品展示,大部分场地用于和文物无关的经营性开发。而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和专业人员,一些博物馆的安全设施、服务配套设施欠缺,开放时间随意更改,制定的章程如一纸空文。
“保护文化遗产仅靠国家力量远远不够,民办博物馆方式灵活,为国家收集和保护了一大批散落在民间的文物。虽然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乱象,但我认为,大部分博物馆的出发点是好的,不能因为乱象而一味排斥。对民办博物馆,第一要扶持,第二要规范。”浙江省文物局一负责人说。
据介绍,几年前浙江就启动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工作,针对藏品保护、陈列展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业务活动实施“一对一”的帮扶;对免费开放、管理规范、运行有序和社会效益较好的民办博物馆给予支持,2010年拨款460万元,2012年再次补助233万元。
尴尬的“身份之痛”
民办博物馆要不要扶持?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大部分人认为,民办博物馆是私人的,由国家补助,其实是把纳税人的钱给了私人。对此,民办博物馆馆长朱炳仁认为,博物馆成立后,藏品由原来的私人财产变为法人财产,还需退出流通领域,又因参观免费无法收益。民办博物馆和公立博物馆的文化服务性质相同,为何不能补助?
浙江省文物局一位负责人认为,民办博物馆既然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职能,政府就应当给予适当补助。早在2003年浙江省政府就出台了专项意见,明确提出要“对民办博物馆,在规划建设、土地征用、规费减免、从业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一视同仁”。
接受采访的博物馆馆长几乎都坦言,尽管这条意见出台已有10年,但许多条款仍未真正落实。国家七部委2010年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提出民间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至今未见具体的操作方案,这份文件也因此被戏称为“一直没有化为甘露的春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政府对民办博物馆的扶持即使有,数量也很少。高继生告诉记者,2013年他才拿到了政府的第一笔扶持资金30万元,这笔钱虽数量少,但他还是感到欣慰。
为何国家和省里频频出台意见却始终难以落实?朱炳仁说,民间博物馆成立之初,就没有一个身份界定标准,导致在创办和运营中,经常遇到政策法规瓶颈,这是严重制约民间博物馆发展的主因。
据了解,当前民办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同属“文化类非企业”“非营利性社会机构”,但是国有博物馆与行政部门的隶属关系明确,而民办博物馆则属“民办非企业单位”或“民间社团”,只是接受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没有明确的国家财政资金扶持渠道。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次专题调研显示,由于我国民办博物馆的法律地位和内涵界定至今尚未明确,至今尚无一部系统针对民办博物馆的法律法规。加上民政部门与文物部门管理体制间不畅通,给民办博物馆在文物藏品的来源、所有权、支配权及管理等诸方面带来障碍。此外,有关部门对民办博物馆的设立和发展规定了许多不合理的限定条件。目前浙江民办博物馆中,真正属于文博系统的不及十分之一。
一位民办博物馆馆长说,由于无法享受各级财政拨款,民办博物馆的资金来源只能自己投入,资金筹措的渠道相对单一。而定性为“非盈利”的民办博物馆自身普遍缺乏“造血”功能,一旦资金发生困难,就会影响到生存。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严建强教授说:“在许多国家,私人收藏一旦转化为博物馆后,就要受博物馆相关制度与条例的约束。藏品也相应转化为博物馆所有,如果博物馆办不下去,藏品不能简单回归私人,而应保持公共的属性。有这样的制度,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也就不存在了。”
夹缝之中如何成长?
一些地方文物部门坦言,由于目前国家还没有一部博物馆法,也没有统一的行业管理规范,各地对民办博物馆的管理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无人管理。专家表示,要使民办博物馆脱离困境,根本在立法,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民办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鉴于其非营利性,应当把民办博物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范畴。政府有责任提供制度保障来有效改善和优化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环境。”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东坡教授说。
针对民办博物馆普遍缺乏场馆的问题,朱炳仁建议可采用“民办公助、公建民营”等形式,积极探索在人口相对密集、基础设施集中、交通便利的地方和风景旅游景点,由政府划地统一建馆或改造闲置旧房低价租赁等方式解决。
一些专家告诉记者,扶持民办博物馆,不应只是政府一次性输血,更要让其能够“自我造血”,在保持公益性的基础上,允许它们走以业促馆、多业发展的市场运营之路,应允许其对馆藏文物进行仿制、复制、拓印等相关产品的开发。“或许有人会担心商业化、逐利化,我认为大可不必。可借鉴德国文化市场监管中的混合规制方式,保障和促进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石东坡说。
严建强认为,解决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其一是民办博物馆应更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展出方式也应更生动有趣,观众受益越多,社会反响就会越强烈,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自然会越多;另一方面,国家应为私人的公益事业制定相关的支持性措施,对国外的基金会、理事会制度,也可实验,以便找出一条让民营博物馆更好发展的途径。(本报特约记者 朱海洋 本报通讯员 谢军 本报记者 严红枫 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