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马年春节前的津门杨柳青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
娃娃丰腴，鲤鱼肥硕——一张“莲年有馀”已经有了饱满的墨线。两个年轻人端着小瓷钟、坐着木板凳，慢慢地晕染着娃娃的脸颊。
上午的光线正适合上粉着墨，年已花甲的杨柳青传人霍庆有在制作中的年画前踱步。等到年轻人的工作完成，他将一一给画中的娃娃“点睛”。虽是寸长之地，但却有眼仁、眼肉、眼青、眼白的复杂区别，需要前后十几道工序。年轻人说，“这个，必须由霍老师亲自完成”。
杨柳青年画在这里传承了数百年，艺术上开出了繁花胜景，文化上亦培养出了一种对传统的虔敬。包括这十几道工序的“点睛”，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如同一场仪式——版，要杜梨木；纸，是四尺宣；画，须“贡尖”的品相；勾、刻、印、画要纯手工制作。老手艺人们相信，每一道工序都是再创作，每一笔勾描都是在复活父辈和祖辈记忆。
在一个大机器印刷甚至3D打印的时代，杨柳青年画就这样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倔强。
几度风雨杨柳青
兴于明，盛于清——杨柳青创始的确切时间和具体人物已经很难考证。确切的是，这种民间艺术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在历史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韧劲与弹性。经历了战乱和盛世、衰败和复兴、王朝更替和政治运动，五百年来野火不尽、春风又生。
对于“玉成号”第六代传人霍庆顺、霍庆有兄弟而言，杨柳青年画半个世纪以来的曲折发展，已经足够跌宕。
“历朝历代都没有重视年画的，只有咱们党和国家重视。”上世纪50年代初，在接到来自政府复兴年画的资助后，父亲霍玉棠这样勉励霍庆顺。作为经历战乱的杨柳青老师傅，他找到了“景记”“新记”“静记”的五位艺人，共同成立了“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后扩大为杨柳青画店），开始了年画的复苏。
1960年正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了杨柳青画店，作出了更好维护传统文化的指示；几年后，郭沫若先生又为杨柳青画店题写了店名。十多年间，更多的星星之火在杨柳青镇亮了起来。
这短暂的蓬勃最终因“文革”而结束。杨柳青的木制雕版或被刀劈火烧，或被充作他用，大量珍贵的“古版”就这样散佚了。
有雕版，才有杨柳青，霍玉棠试图用自己的方法保住它们。“在院里挖了个大坑，从炕上扯下油纸包上木版，埋里面，再盖上砖。”霍庆有回忆，“黑天，打着手电筒偷偷埋的。”
埋着雕版的地方土质疏松，慢慢地竟下陷成一块洼地，夏天一下雨，雨水都流向了那里。各自回忆起这一段时光，两兄弟都发出一声叹息：“木版最怕闷和捂，结果很多都不能用了。”
在陈列着雕版的地下室，霍庆有向记者展示了一块当年曾被埋在地下的“古版”。与已经明显腐蚀疏松的边缘相比，雕刻完好的地方精致细腻，图案上窗前观花的童子与仕女表情灵动，连窗棂的雕花都是梅兰竹菊各有不同。“可惜了，”他说，“现在都不知道这幅年画叫什么名字。”
好在，还有幸运的画版保存下来。“文革”后，随着年画文化的复兴，大量散佚的画版被找了回来，无论是政府牵头，还是由民间自发，古版的搜集和保护都日见成效。近年来，天津市西青区政府展开的木版年画普查工作已征集了300多块古旧画版、20多件绘制工具，挖掘整理了1500多种画样。
新世纪以来，年画的传承保护越发有了紧锣密鼓的节奏：杨柳青民俗文化街建成，杨柳青木版年画节应时而生，年画作坊数量日渐壮大、文化衍生品日渐丰富。2006年，杨柳青木版年画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贴年画”到“挂年画”
“一块是水浒传，一块是大观园”，霍庆有费力地将这两块大型的雕版移到记者面前。六尺长的木版，场面宏阔却细致入微——仕女的环佩，英雄的冠缨，如有叮当清音传来。
精细化与艺术化，是近几十年来杨柳青年画的发展趋向。早年间，年画是贴在门上、灶上、水缸上的，“粗活”很有市场销量。现在，年画是裱在画框里、挂在客厅里的，是文化展演、是外事礼品，精品化几乎是必然的。“从贴年画变成了挂年画，”霍庆顺说，“几文钱的‘粗活’已经被市场淘汰了。”
与时俱进，当然也会涉及另一个问题，如何创新？在传统的娃娃题材、仕女题材、民俗题材和神话故事题材之外，这个世纪的杨柳青能不能容得下这个“新”？在杨柳青年画协会会长李艳成看来，这是杨柳青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
“咱杨柳青随着历史的沿革，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变化，到目前为止的好多题材、画样，也都是在历史中积累下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曾有‘八个样板戏’的年画、‘学雷锋’的年画呢，家家过年都买。”在一次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中，李艳成灵感突现，将大陆赠送给台湾的大熊猫“团团”“圆圆”和杨柳青传统的“娃娃”画在了一起。同是娇俏可爱，一样憨态可掬，两种文化符号相遇，效果却相当和谐，受到了台湾同胞的普遍好评。
不是每次创新都能这么成功。大多数情况下，“新”带给年画艺人的是一种双重担忧的复杂心绪。一项传统艺术，没有“新”，就没有活力，但过于“新”，则会丢失传统味道。更何况，“新”字背后，还可能跟着产业化和文化浮躁。而这个势头已经在年画市场化发展的20年中凸显出来，“胶印版、铅印版、PS版、电脑喷绘版现在都有了，”霍庆顺认为，“这也是年画，但是是没有价值的年画。”
“一个搞科技的朋友用机器给我刻的，一个是手工雕的。”在巨大的桌案前，他向记者展示两块雕版。的确，即便外行人也一望便知，活灵活现的娃娃造型也掩盖不住机器雕刻的呆板。
守住文化的大本，只有通过这细致的“切磋”“琢磨”才能做到。传统工艺的创新，也因此成为了更难拿捏的分寸。
固本，更要开新
使用“丝版”作画，就是一种令人纠结的“新”。
杨柳青年画数百年来都是木版年画，木版与手绘被认为是它的重要特色，甚至由于杜梨木本身尺寸局限而造成的“接版与断线”，现在也成了一种表明身份的文化胎记。以“丝版”代替“木版”，一种视角来看是创新，另一种视角来看是反叛。
其实丝版作画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对另一位杨柳青代表人物“年画张”张克强而言，这种探索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我一开始也是按照传统的技法去做。后来发现，因为市场的浮躁，现在的雕版者容易把画家勾出来的线变形，这样艺术魅力就大打折扣了。”张克强对记者说，“后来发现丝版更能复原画家的线条，比如说范增的线，勾出来就是原原本本范增的线。”
木版是杨柳青身份的一部分，但在他看来，木版的使用也是当年历史的条件所限。相反，丝版“勾出来的线条就像自己画国画一样，艺术限制更少”，而且“也获得了市场认同”，这在艺术上和市场上都显现出一种现代的适应性。
据说辨别木版画和丝版画最简单的方法是看题字。两幅“莲年有馀”放在一起比照，木版字迹能看出木纹，有朴拙感；丝版字迹沉实，有鲜亮感。至于风格，则是各花入各人眼。
与霍庆顺这样坚定的木版画传承者相比，张克强似乎更愿意抽象地理解杨柳青的“版”，无论是一张丝网还是一块木版，都是为了更逼真地呈现画家的艺术水准。耐人寻味的是，不同的观点并没有撕裂这项民间艺术，兼容并蓄的文化容量是采访中两个人都强调的。“我坚持传统工艺，但这（和丝版）不矛盾，各有各的特长。”霍庆顺说。
传承者们更关心杨柳青年画所保有的文化味道——在大机器印刷时代对手工创作的坚持、在产业化浪潮里对作坊式制作方式的坚持。那些貌似麻烦的执拗——“刷完要晾半年”“出画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每次都是自己勾线，哪怕是一个小品”，给了杨柳青年画时间的味道、文化的分量。
所谓传承，就是这种坚守；所谓创新，也要从这里起步。老手艺人们都明白，勾、刻、印、画虽然耗时漫长，但这当中，有绵密的生活滋味，有审美的情趣和丰沛的情感，有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秘而不宣的叮嘱——大机器隆隆作响，只有耐着性子的人们才能听到。（本报记者 刘文嘉 陈建强 光明网记者 朱 斌）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