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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专业性很强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阅读范围虽然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通读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比较起来，在马列原著中，毛泽东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主要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去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他喜欢读哲学，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懂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第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哲学，最求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中外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的一些名言，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读史其实是个大概念。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他对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及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摘自《毛泽东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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