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建桦：构筑通向真理之桥

    专家风采

 

    在中央编译局静静的院落里，韦建桦已耕耘了36个春秋。

 

    从普通翻译到局长，从离开领导岗位到投入更加繁忙的学术工作，他甘愿坚守于此，因为这里有他心中最神圣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

 

    从19世纪40年代起，革命导师把思想熔铸成文字，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提供了改天换地的理论武器。20世纪初以来，一代代中国学者投身经典著作翻译和编纂工程，用心血构筑起通向真理的桥梁。韦建桦感到欣幸，他自己也是架桥人中的一员。多年来，他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项“为圣人立言”的工作，责任重于泰山。

 

    离伟人越近，就越为其思想魅力所折服；读原典越深，信仰的基石就越是坚牢。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清苦的工作成了韦建桦平凡人生中的壮美风景，沉浸其中，他体悟着生命的真谛与价值。

 

1

 

    做着“文学梦”的青年被西语系录取。恩师冯至的话驱散了彷徨——学好德语，“你会看到一个瑰丽多彩、气象万千的新天地”

 

    金沙江边，晨光初露。一位青年手捧书本，高声诵读德文。面前是奔流的江水，远处是耸峙的群山。

 

    这是1978年的四川攀枝花。自从“文革”中离开母校，北大毕业生韦建桦已在此度过七年时光。从砖瓦厂工人到政工干部，在艰苦的生活中，他的最大乐趣便是读书。

 

    此时，喜悦正在他心中涌动：研究生招考恢复了，他终于有可能通过努力重回校园，实现学术梦。

 

    投考哪位导师门下？一个亲切的面孔在他脑际浮现——著名学者冯至。十四年前，正是这位恩师把他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1964年，韦建桦告别故园，北上求学。他本想进北大中文系学习，却被西语系德文专业录取。学德文非己所愿，这使他一度彷徨，直至遇到系主任冯至教授。

 

    “德语是走进德意志民族灿烂文化的门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语。掌握它，你会看到一个瑰丽多彩、气象万千的新天地。”

 

    一扇大门在韦建桦面前打开，两位伟人的名字在耳畔回响。他开始刻苦学习德国语言和文学，同时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然而，只过了两年，“文革”的浩劫降临了。

 

    学业被迫中断，师长遭到批斗，身在扬州的父亲被关进牛棚……韦建桦陷入苦闷之中。

 

    他渴望找到解决困惑的答案。他明白，唯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能使心灵获得光明和温暖。于是，在甚嚣尘上的混乱中，他静下心来，攻读原著。他要依靠理论的力量，让自己清醒地站立起来。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一年后又调至攀枝花。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对抗命运的武器仍是书籍。

 

    在文化荒漠上，他千方百计搜求马恩著作德文版和中文译本，废寝忘食地阅读、摘录、撰写笔记。

 

    反复阅读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献，分类抄录《辞海》词条，逐页背诵《德华大词典》……没有老师指点，他只能刻苦自学。在金沙江畔的吊脚楼里，他试译过《论语》《老子》、鲁迅小说和歌德、海涅等人的诗文，以求增强翻译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论述，令他一次次受到震撼。他坚信：荒唐岁月不会长久，中国社会必将回归正道。

 

    终于，云开雾散，他迎来了重返学术领域的契机。

 

2

 

    编译局的传统使他感动。留学德国，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良机，为从事编译工作“广搜博采、积铢累寸”

 

    不久后，韦建桦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准备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

 

    当月，中央编译局开始招收翻译和研究人员。经北大西语系严宝瑜教授推荐，局领导专门委托副局长顾锦屏，千里迢迢来到攀枝花，对韦建桦进行考核。

 

    很快，韦建桦同时收到了社科院的录取通知书和中央编译局的商调函。

 

    他必须尽快作出抉择。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是他在北大期间就怀抱的梦想；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则是他多年来视为神圣的工作。经过反复考虑，他最终选择了编译局。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经典著作中译本的诞生过程，也感受到了高洁的奉献精神。

 

    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著作、手稿、笔记和批注中，约有65%是德文写成的，30%用英文起草，还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编译家们需要根据权威的外文版本，翻译和校订这些重要文献，同时还要对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进行钩深致远、探赜索隐的研究和考证，以便为中国读者提供内容丰富、译文精当、编排严谨、资料翔实的基础文本。一部译作的最终定稿，需要经过几十道严格工序。

 

    中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心理、语言等方面的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经典作家著作涵盖的领域极为广泛，这就要求编译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

 

    一接触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工作，韦建桦就深感自己“腹笥甚俭，学力不逮”。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朱光潜曾勉励他“利用分分秒秒时间”刻苦学习，争取做到“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编译局的领导和专家言传身教，更促使他下定了攻坚克难的决心。

 

    他没有辜负师长的期望。几乎每个晚上，他都在办公室读书；有时读到深夜，就索性与书为伴，直到翌日清晨上班。每到周末，他一大早就带着干粮到编译局看书，离开时已是满天星斗。

 

    1981年，编译局派他去德国进修。经过考试，德国导师为他制订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并将莱辛作品与思想研究确定为论文题目。

 

    年轻的心兴奋不已。然而，最初的激动过后，他犹豫了。

 

    留学时间只有两年。如果读博，他只能研究德国文学史的一个专题。但，他的使命是经典著作翻译，他必须紧扣这个目标，在有限的时间里关注各个相关学科领域，尽一切可能积累广博的知识。

 

    思量再三，他作出了一个让导师和同学们感到意外的决定：放弃读博，自主选择课程。

 

    于是，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和艺术史课堂里，多了一个中国青年的身影。他把在这里汲取的每一点知识，都同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结合起来，同提高自己的编译和研究能力联系起来。在明确的目标下，他广泛搜集资料，分类撰写札记，请教著名学者，进行实地调查，逐步解决自己在经典文本编译中遇到的难题。紧张的学习、有序的积累，使他体会到“日日新，又日新”的快乐，同时也增强了做好编译工作的自信。一想到在德国学习的每一天都与今后的工作相关，他的内心就十分充实。

 

    多年后，有人问韦建桦：“当年放弃读博，现在是否后悔？”

 

    他回答：“有点遗憾，但不后悔。那次选择为我后来实现人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劳苦艰辛永不言累，因为“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

 

    1984年，韦建桦回国，被任命为编译局马恩著作编译室副主任。两年后，经中央批准，《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工作全面启动。他立即投入这项工程，参加了第1卷的译校工作。

 

    他虚心向共同承担任务的老同志学习。同时，结合第二版工作特点，他主张在译文校订中继承和发扬中国朴学传统，注重从“义理”“考据”和“辞章”三个层面的联系中，厘清原译存在的问题，依凭确凿不移的证据，提出重新修订的方案，做到每一处表述、每一个改动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第1卷出版后，他又参与了其他卷次的工作。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里，至今仍陈列着他当年的校订稿。看到他仔细书写的一条条、一页页、一篇篇考证文字，观者便能理解恩格斯的名言：经典著作翻译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

 

    年华在艰辛的工作中悄然流去。2004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适应理论武装工作的需要，中央成立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任命韦建桦为首席专家，主编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此时的韦建桦，已经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8年之久。无论行政事务多么繁忙，他从未离开过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这是他“守志报国的阵地”，是他“立命安身的家园”。

 

    他和课题组、编委会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认真进行篇目遴选、文献汇辑、译文修订和资料编纂，协力攻克了数不清的难关。在艰巨复杂的工作中，老专家发挥了中坚作用，中青年挑起了编译重担。大家齐心协力，相互砥砺，度过了六个难忘的春秋。

 

    两部《文集》于2009年正式出版，总计约920万字。中央领导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指出两部《文集》是理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教材。

 

    座谈会结束后，韦建桦与编委会同志一起走出会场。就在大家兴奋交谈时，他突然感到双目疼痛难忍。长期熬更守夜、负重前行，早已影响了他的健康，造成眼压升高、视力减退。然而，多年来，作为编译局局长，他必须抓好全局工作；作为《文集》主编，他必须尽心尽责；作为政协常委和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必须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他无暇关注身体发出的种种警告。

 

    在同仁医院，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不久，他就参与理论工程重点教材的审议，并与同志们一起磋商经典作家画传的编纂工作。他没有卧床休息。他必须努力工作。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这是马克思在17岁时写下的誓言。今年67岁的韦建桦，一直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4

 

    力量源自信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针，而且是“人生航程的灯塔”

 

    2010年，韦建桦退下了领导岗位，走向学术生涯的新起点。他十分喜悦地迎来了多彩而又充实的新生活。

 

    四年来，一项项重要工作排满日程。

 

    他主持编译了新版《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这是理论工程的新成果，是在新形势下为适应理论研究和普及提供的基础读本。在介绍新版《选集》的文章中，他抒发心声：“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坚持不懈地推进经典文献编译事业。”

 

    他提出并拟定了编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单行本、选编本系列）的整体方案。这项工程启动后，他以新颖的思路率先编辑了《共产党宣言》新版单行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汇辑了对学习和研究《宣言》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和史料，撰写了内容翔实的《编者引言》。

 

    他主持编纂了《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和《列宁画传》。这三部传记力求实现思想性、理论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帮助读者走近三位伟人的生活和心灵。读者的热烈反响、各界的广泛赞誉使韦建桦感到欣慰，他实现了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贡献力量的夙愿。

 

    他和年轻同志共同承担着编译新版《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重任，并从他们身上获得启示和动力。他积极参加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和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仔细审读和修订各种报告和书稿。他思考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撰写论文，发表见解，与同行切磋。

 

    他深深热爱编译局的传统和氛围，热爱这里的藏书和环境，更热爱周围那些默默坚守、默默担当、默默奉献的同事。他们用实践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一中华古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这两句诗就是编译局人风骨和气节的最佳写照。

 

    在他看来，能在这群人中间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所钟情的工作，为构筑通向真理之桥而奋斗，这就是他的幸福人生。

 

    韦建桦深受父亲的影响。他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父亲韦人先生诚实做人、严谨治学的一生：

 

    风雨兼程，韦编三绝；

 

    悲欣交集，人格一如。

 

    这也是韦建桦自己追求的境界。

 

专家名片

 

    韦建桦，译审、教授，中央编译局原局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首席专家，主编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担任国际马恩基金会《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咨询委员会委员。（本报记者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