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随笔

（一）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类似格言的话，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哲学原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无论是观照现实还是重现历史，文学都天然与时代发生着或显明或隐蔽的联系；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文学都真切地表达着对时代或直接或婉曲的认识。从远古神话到志怪、传奇、笔记再到小说，从先秦诸子著述到唐宋八大家文章、明清小品再到白话散文，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现代新诗以及口语诗歌，莫不是时代的产物。正如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所说，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每个时代都有代表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它们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二）

    文学作品虽非历史学社会学著作，却能映射出各个时代的世情人心，饱含各个时代的丰富信息，因此有把作家喻为“社会历史的记录者”、把文学作品喻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说法。人们常举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为例。《人间喜剧》堪称一部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生活史，巴尔扎克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任何一种容貌，任何一种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个社会区域，任何一个法国城镇”。事实上，巴尔扎克完成了拟定的137部作品中的96部，精心塑造了2472个人物，巨细无遗地描绘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完整风俗画。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也评价《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三）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代作家应该感应时代、书写时代，谱写出反映时代的华丽篇章。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虽然这些年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创作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充分热情，甚至存在着某种“逃避时代”的倾向，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时代气息与现实温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作家内心深处存在观念误区。

    有人认为，文学应该与时代保持距离，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生活，有“应景写作”之嫌，会伤害作品的文学性。其实，作品的文学性如何取决于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并不取决于题材。认为书写时代的作品会影响文学品位，是一种误解。文学史证明，许多名家正是对本时代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典型概括，深刻挖掘出蕴藏在本时代题材中的人文精神，才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如此。

    有人认为，“文学反映时代”是一种过时的理念，现代文学更注重对人的个体生存和“内世界”的呈现，追求的是文学的超越性、永恒性而不是时代性。“超越时代”不是悬浮在半空中超越，完全脱离现实感的作品无论在现世还是后世都是不会真正受到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与反映时代并不矛盾。某种意义上，越是时代的，才越是永恒的。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深刻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的真实现状，它们至今仍具有超越性的影响。

（四）

    任何时代都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多彩的而不是单色的，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在社会生活中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并存。书写时代必须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要全面地、辩证地审视现实，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把握住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和基本走向。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当今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和强盛的精神力量。盛世文章可期，人民改革创新的历程，普通劳动者可歌可泣的奋斗足迹，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都值得挥毫大书。同时，我们也不避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有些肮脏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文学创作的两个方面，不能注重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应该站在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本质，呈现时代的丰富性。在把握现实中，分不清历史发展的主流、支流，或对时代作简单化的理解，都可能造成对时代面相的遮蔽与误读，削弱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某些文艺作品中的“戾气”，往往源于对某种社会情绪的“迎合”以及对社会发展走向认知和理解的片面化，“戾气”不是创作的正道，无法给文艺带来真实的生机。此论我深以为然。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不如人意之处，要进行客观分析，取积极态度。“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消极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才是积极的。对于丑恶与黑暗，我们不仅应抨击丑恶，更应努力用正义去战胜丑恶；不仅应揭露黑暗，更应努力用光明去驱逐黑暗。

（五）

    文学的现实主义注重表现生活的真实，刻画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它与时代的写照形成密切的对应关系。现实主义在表现时代生活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但它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表现时代的优秀作品，可以产生现实主义，也可以产生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杜甫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李白的浪漫主义作品都是对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只不过风格和手法不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现代主义杰作，作者对现实的玄想或感应曲折传达了对时代本质的深切认知。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惠特曼的《草叶集》都是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浪漫主义作品，同时也是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作品。因此，在书写时代上，再现与写实的方法固然重要，抒情的、幻想的、变形的、象征的、魔幻的等等艺术手段也同样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六）

    反映时代可以用“宏大叙事”，也可以用日常叙事。反映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采用宏大叙事当然是不错的选择。《三国演义》就是宏大叙事，作品全景式描写了东汉末到西晋初近百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写了栩栩如生的1798个人物。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的《战争与和平》也是宏大叙事，作品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描摹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宏大叙事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样式，但并非书写时代的不二法门。不能片面追求叙述大的历史事件、大的时间跨度、大的社会场面而拘囿了自己的视野。在表现时代生活时，每位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素材、体验、视角和形式。对日常生活的开掘，只要有深度，同样可以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作品。《红楼梦》对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力透纸背的深刻描绘，小说呈现的主要是家庭生活的琐细场景，普通人物的日常关系，但小说所达到的情感与思想境界，烘托出的时代氛围却是一般“宏大叙事”所难以企及的。老舍先生的《茶馆》也不属于宏大叙事，但通过一个小茶馆的起落兴衰和来往人物的描绘，浓缩了清末维新、军阀割据、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谁能说小茶馆里没有时代风云呢。

（七）

    文学是照亮时代前进的灯火。在文学史上有影响力的作品，往往能在唤起民众、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茅盾先生曾经说：“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承担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中国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面对羸弱的中国，通过作品高声呐喊，催生社会的变革。郭沫若的《女神》诅咒黑暗、追求光明，充分反映了当时“狂飙突进”、冲决一切污泥浊水的时代精神，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嘹亮号角。歌剧《白毛女》以富于鲜明时代感的主题，号召人们投身革命，奋力砸碎“将人变成鬼”的旧制度，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活力焕发的中国作家们也伴随着历史的脉搏，以井喷般的创作激情，反映时代，为促进时代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八）

    党的十八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近年来，广大作家书写中国梦，推出了一些佳作，但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还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故此，写下这篇零散絮叨的随笔，意在期盼更多的为伟大时代放歌、为中国梦立传的好作品问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