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正值回顾展望之际，全国社科规划办刚刚结束了一次大盘点——对2011年底立项的基础类、跨学科类重大项目和2012年初立项的文化类重大项目共171项进行了中期考核。
考核结论虽简短，却有力：“这批课题总体进展顺利，阶段性成果颇丰，社会影响良好，示范效应明显。”
支撑起三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考核评价的，是一串沉甸甸的数据：共推出著作类成果16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900多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文100多篇，被SCI、EI、SSCI国际三大引文索引收录40余篇；近20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项成果成功申请国家专利，2部著作被指定为全国教材。
此时“繁花”，彼处“盛果”
时光回溯。2012年4月13日，“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位居首位。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为认识现代人及其行为在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出现与发展这一国际史前考古学核心课题提供了新证据”的重大发现，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原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这一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王幼平告诉记者，自己从事相关研究已有10多年，斩获殊荣与国家社科基金的鼎力扶持密不可分，“放到重大项目层面后，研究更有计划性和系统性，对原来的学术目标有了更集中的推动”。
同样引发广泛关注的还有2013年3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建明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方志佛教道教文献汇纂（1949年前）”的成果。面对继佛教《大藏经》和道教《道藏》及历代正史文献之后中国宗教最大规模的文献结集，何建明坚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为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学术作品”，集成“寺观卷”“人物卷”“诗文碑刻卷”共1039册。
从基础研究到文化钻研，再到跨学科探索，宏论佳作层出不穷，喜讯纷至沓来：
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课题组编纂的《朱子学文献大系·〈近思录〉专辑》，从自宋至清的40余种《近思录》后续著述中，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注释集解、续编补编、读书笔记等21种典籍校点整理，首次揭示多种富有学术或校勘价值的稀见著述，弥补了《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源的缺憾；北京大学李国新承担的“加快公共文化立法，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研究”，形成专著《国内公共文化政策法规研究》，该成果已被文化部选用，作为全国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培训教材的一种；清华大学张美兰的专著《明清域外汉语官话资料语言研究》获2013年全国第四届优秀图书出版奖……柔软的理论“跃”出纸面，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坚实力量，彰显着社科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唤醒”故纸，“投身”当下
全面占有第一手资料、文献和数据，是确保项目研究质量和学术价值的关键。学者们以耐心和学养，一一唤醒这些“沉睡的故纸”。
出土古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原始资料，在中文信息化处理中却存在大片盲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志基为此立下目标：“要将出土古文献送上数字化传播平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古文献语料库建设研究”以来，他带领课题组成员全面收集有关甲骨文的最近释读成果，对照原始图版和相关释读逐一核校，仅商周金文综类就收录完成有铭铜器18349件，拓片20047件，造字数量达10万字。目前已有五个系列的阶段性成果被国家级出版项目资助。
在许多像刘志基这样的课题组共同努力下，数十万计的珍贵档案、图片、出土文献、影像资料被收集起来，70多个大型数据库和资料集已经建成。
“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服务网就要上线了！”谈及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社科院教授霍国庆的欣喜跃出了电话线。为避免统一信息体系缺乏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霍国庆承担“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服务模式研究”课题后，就开始着手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库，收集各类信息数万条，按7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分类处理，使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都能够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资源。
放下书本，走到田间，学者们行走在祖国大地。“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课题组深入三峡库区典型区县调研，发放问卷5000余份，基本建成了“三峡库区人口时空演变特色数据库”等6个特色数据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李燕凌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演化机理及应急公共政策研究”，在湖南省内15个县市区及湖南周边几省的4个县开展了农村基层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及其效果的调查研究。
“社科研究者不接这些地气，就没有发言权，也无法体现出研究的价值。”李燕凌感触很深。
队伍“跟上来”，项目“走出去”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保持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必须打造一支人才“后备军”，这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朝戈金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一个现象一直令他忧心不已：少数民族本土研究人员较少，在理念方法上也比较落后。
“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本土研究队伍，对做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大有禆益。”朝戈金决定把人才培养作为项目进展的重要抓手。他带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课题组，2011年6月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项目”第一期新疆民间文学研修班，涉及民俗学、濒危民族语言保护、田野民俗志等主题。新疆高校相关专业青年研究人员约100多人参加了培训。此举在当地被称赞为“智力援疆、文化援疆”的重要举措。
人才的孵育得益于项目承担者的主动精神和责任意识，这种精神和意识同样彰显于成果的宣传推广上。课题组深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宣传项目研究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加强国际交流，共举办近500场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开题报告会或成果发布会，扩大优秀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湖南大学教授胡彬彬领衔的“长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成果引来多家媒体报道，长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课题组的学术精神与积极意义备受赞扬；“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课题组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达成联合攻关、人员互派等合作意向……伴随一个个项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学术的肌理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得到清晰展示，赢得各方瞩目。（本报记者 曲一琳）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