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龚全珍随丈夫甘祖昌回到穷乡僻壤的江西莲花县，并毛遂自荐到偏僻的中学任教，一干就是几十年。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夫唱妇随”来解释龚全珍的选择，恐失之偏颇。她是一个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长期保持了阅读、写作习惯的知识女性。如何面对乡土？这其中当然有一种艰辛的价值抉择，她选择了一条奉献之路——为人民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用她自己日记中的话来说：“自觉奉献，并把这种奉献当作是最愉快最幸福的事。”我要说，这一个“自觉”，它包含着多少文化的储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有一种“民本思想”，继而导引出士大夫的行为准则——“万事民为先”。因而，在传统文化中，率先垂范地亲民、爱民、为民，成为一种风尚；于是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民胞物与”理念的出现，理念化为精神，而精神一旦蕴成一种文化，就会“润物细无声”地内化成一种人格，这是通过文化熏陶而成的道德人格。中国古代的仁人君子，正是以这种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道德人格而取信于民的。古代知识分子视此为天理、良知，而良知前提下的“知行合一”，自然成为传统道德文化的一种人格标志。在“民本”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人格，才是有魅力的人格。龚全珍在日记中由衷地赞同孔子“仁人君子”“真诚守信”的观念并盛赞“得民心者得天下”，可以说她对此有一种理性的自觉，其所言“活着一天就应该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就是一种源于文化传统中的“人民关怀”；而她一生为民的践履，最终成就了她极富魅力的道德人格。

    龚全珍已年届90，身跨新旧两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获得了新的话语，有了新的思维。作为知识女性，她当然要去寻求生命的新价值。而她之所以深深地信仰共产主义，也正是因为她看到了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与职责，就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她理性地觉悟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民”内涵，既符合人类进步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又体现出先进性与科学性。在这样一位知识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人民关怀”的民本理念与共产党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宗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