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值得托付生命

    “敬爱的党组织：从去年患病至今，中央、国家卫计委、总政、总后、北京军区、河北省，各级首长给了我太多的关怀和鼓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我是部队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能从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人民军医，离不开党的教育培养……入伍17个年头了，回头想一想，自己做的工作太少，却得到了这么多的关心，心中十分惭愧。现在，我躺在病床上，暂时不能再为病人服务了……我考虑再三，也和家人商量了，万一哪天我走了，就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给需要的人。”

 

    这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笋，近日写给党组织的一段文字。

 

    签名处，一枚鲜红的手印，见证了这位41岁女军医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多年来，张笋践行白求恩精神，视使命重于生命，爱患者胜过自己，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坚强乐观，坚持战斗在临床一线，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军医”“值得托付生命的好医生”。今年9月16日，本报通讯《“我渴望生命，因为病人需要我”》初步报道了张笋的事迹，引起广大读者的感动和牵挂。

 

“能多诊治一位患者，就多诊治一位”

 

    2012年6月24日，正在查房的张笋突然持续两分钟说不出话。这让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工作和研究的她感觉情况不妙。随后的诊断结果更令人难以接受——脑部胶质瘤，Ⅲ-Ⅳ级！这是恶性度最高的肿瘤，也是最难切除的肿瘤，在世界医学界有“癌后”之称。

 

    张笋悄悄把诊断书装在兜里，像往常一样忙着查房、出诊，丝毫看不出异样。“自己随时有倒下的可能，趁着现在还不太严重，能多诊治一位患者，就多诊治一位。”张笋这样对自己说。

 

    2013年2月，张笋脑部肿瘤迅速长大，医院领导“逼”着她上了手术台。而直到手术前一天，她还抓紧点滴时间为患者看病，向同事一一交代正在分管的23个病人。

 

    手术后第八天，张笋偷偷到科里转了一圈，挨个查看自己的病人。化疗还未结束，她又回到临床一线。

 

    张笋乐观坚强的人生态度深深感染了同事和患者。一位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患者被诊断为癌症后，大哭大闹，情绪失控。张笋劝她：“我脑部也长了恶性肿瘤，比你的更严重。过度伤心只能加速病情恶化，勇敢地面对、快乐地生活，才能让生命变得更坚强。”听完这番话，患者先是震惊，随后不由得向张笋竖起了大拇指。

 

    7月17日，还在化疗的张笋拿出1.1万元交给党组织。这笔特殊党费，分别捐给了贫困学子张婉宁、王佳康以及3位家境困难的患者。张笋说，她要“回报社会，回报组织，回报患者的厚爱”。

 

    11月29日，张笋照常上班查房。下午病例讨论结束后，与爱人去探望在省优抚医院住院的父亲，回来路上还为心爱的女儿买了一件毛衣。不料，20时30分，她突发癫痫，持续近1个小时，甚至一度没有了呼吸。当她在神经内科主任王雪笠的怀里回过神来时，只轻轻说了一句：“我没事儿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患者以生命相托，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得知张笋的病情，国家卫计委的领导专程从北京赶来了，军区和联勤部首长赶来了，各路顶尖的医疗专家赶来了……当然，更多的还是病人和家属。

 

    一名普通军医，为何让各级领导如此关注？又为何让这么多的群众为她牵肠挂肚？

 

    医院政委倪剑飞说：“从医17年，张笋没有怠慢过一名患者，没有收过一次红包，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她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广泛赞誉和敬重。”

 

    “病人虽有贫富差别，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张笋的心中，生命是第一位的，而和生命一样珍贵的是医生的职业操守。因此，无论城市白领、企业老板还是山沟里来的农民，也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她都一视同仁，当作亲人一样看待。

 

    2012年12月的一天，张笋刚要下班，120急救送来一位满身污垢的流浪老人，说话含糊不清，初诊为偏瘫。有人建议送救助站，张笋拦下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们岂能一推了之？”她不仅掏出1000元垫付了住院押金，而且尽心尽力地看护照料老人。像这样萍水相逢的患者，张笋不知帮助过多少，她用亲和的笑脸，温暖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心。

 

    神经内科的病症大部分是老年病、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定期检查。每次接诊，张笋都主动把电话号码留给患者，定期电话回访，询问病情症状，提醒注意事项。她常说：“患者以生命相托，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张笋的手机24小时开机，就像一个咨询热线，架起了一座随时与患者沟通的桥梁。”张笋的爱人马克强说，“知道她白天工作忙，大多数患者都是晚上联系，有时凌晨还打电话咨询。”不管什么时候，电话这头的她总是耐心回答，从不嫌麻烦。

 

    一位偏瘫患者，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时就给张笋打电话倾诉。整整8年，张笋不知道接了她多少次电话，从个人身体到家庭生活，常常一说就是半个多小时，但张笋从未主动挂断过电话。连张笋的女儿都说：“妈妈脾气真好。”

 

    今年2月的一天凌晨，57岁的市民周田安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他的老伴第一反应就是给张笋打电话咨询。“没想到张主任很快就接电话了，耐心地给我们分析原因，指导用药，还安慰了我们一番。”向记者说起这些，周田安的老伴眼里不住地泛出泪花，“那时我们不知道，对脑部肿瘤患者来说，最重要最需要的是休息……”

 

    神经内科出现疑难杂症的几率多，对一些疾病，既查不清机理原因，又找不到病例文献依据，只能采取探索性治疗。这既需要技术，更需要勇气。

 

    患者杜先生出现帕金森病症状已有5年。张笋在临床实验中发现，干细胞属“多能”细胞，可通过其自动归巢功能到达病变部位，从而促进局部神经组织的修复和再生，对改善肢体功能效果明显。张笋决定运用干细胞移植这一新技术为杜先生治疗。经过5次移植，奇迹出现了，患者病情出现明显好转。这是河北省首例成功运用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

 

    近年来，张笋结合临床实践，先后围绕“破伤风误诊为神经系统疾病”“腺苷与激素酶在癫痫中的作用”等10多项疑难杂症进行探索研究，用高超医术为160多名疑难杂症患者解除病痛。她还先后两次应邀赴美国参加世界神经科学大会并作主题发言。

 

    张笋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她的病情让人们无法接受，时刻牵动患者及家属的心。他们有的想方设法找来偏方，帮助张笋康复；有的送来书籍，希望给张笋带来精神力量；更多的是发来祝福的短信，打来问候的电话。

 

    肌无力患者郭希凤专门在家为张笋包了饺子。平时省吃俭用的她，怕坐公交车时间长饺子凉了，特意打了一回出租车送到医院。“只要张笋活着，就可以救更多的病人。”说到这里，她伤心地哭了。

 

    患者王冬菊的老伴，一路挤汽车、赶火车、打出租车，连续奔波5个小时赶到医院。他说：“我恨不得花钱在报纸上登广告，让老百姓都知道，张笋是一位值得托付生命的好医生。”

 

    医院院长吴广礼说：“张笋是在白求恩精神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人、青年专家，她身上处处有白求恩的影子，不愧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楷模。”

 

“我们付出再多都值得”

 

    2006年，医院受命组建中国第5批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队，名单里没有张笋。“建功沙场是军人最大的光荣。”她连夜写下请战书，几次三番找到院领导，最终如愿。

 

    在利比里亚，中国军医每天都在经受着生死考验：死亡率极高的恶性疟疾，令人闻之色变的结核、登革热、重症肝病……国内很少见的多种烈性传染病，成了她们接诊的常见病和主治病种。有一天，她们接诊5位病人，经抽血化验有4人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官患上带状疱疹，来就诊时，破溃疱疹分泌物布满前胸、后背，散发出刺鼻的恶臭，连其战友都不愿靠近他。张笋没有嫌弃他，而是满面笑容地为他制订治疗方案和护理计划。

 

    进一步检查，医疗队发现这名患者还患有艾滋病。年轻的护士第一次零距离面对艾滋病患者，惊恐得不敢操作。

 

    “既然走上战场，就要不怕牺牲。只要抽血时多加小心，是能够避免感染的。”张笋边说边示范，为大家鼓劲壮胆。

 

    进行维和的8个月里，张笋和战友们共接诊病人8400多人次，诊治的1000余名恶性传染病患者无一死亡，医疗队成员也无一人感染。

 

    在张笋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维和医疗队声名鹊起。联利团总司令奥比阿克将军在一次视察时动情地说：“中国医疗队对工作高度负责，我为能与中国军医共事感到自豪！”

 

    一年半之后，张笋再次为国出征，参加中国和加蓬共和国组织的“和平天使—2009”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梅甘博是4个医疗点之一。那里刚刚暴发过3次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这种病被称为“传染病之王”，死亡率超过90%。张笋和同事们没有畏惧，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忘我地投入到诊疗工作中，共接诊1.8万多人次，成功实施手术300多例。

 

    当医疗队撤离时，当地村民依依不舍地欢送，高呼：“中国，伟大！中国军人，真正的朋友！”

 

    此刻，张笋和同事们相视一笑。她说：“能让更多非洲人民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我们付出再多都值得！” （本报记者 耿建扩 本报通讯员 陈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