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文化基础是汉文

    谈起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汉学人士，似乎很难不谈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石川忠久先生。石川忠久虽然已是81岁高龄，但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在石川忠久的办公处——汤岛圣堂，我们与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记者：石川先生是1955年在东京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吧？您是怎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的？那时候您的选择应该是少数派吧？

    石川忠久：在日本，人们把中国的古典称作汉文。在过去的中学里，汉文是必修科目，是独立学科。但是现在，汉文被放在了中学或高中的“国语”里了。

    我是进入中学时开始接触并喜欢上汉文的。现在想起来，祖父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祖父退休之后在家里每天都画水墨画，什么竹子啦，梅花啦，还时常把他写的汉诗拿给我看，让我发现了“这么有趣的东西”！弥漫在祖父房间里的书画墨汁的味道深深吸引了我。我和祖父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左右，那时还不到10岁，上小学2年级。

    到了中学我们开始学习汉文。记得那时的汉文老师是个很有趣的人，因为他不按教科书讲课，而是即兴发挥。《论语》《孟子》《十八史略》和唐诗等等，各种各样的内容让人眼花缭乱。由此我也越加喜欢汉文，成绩也越来越好。

    这时我开始尝试着写汉诗给老师看。老师看了说：“这是瞎写一通，写汉诗是有规律的，我没这个能力，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个好老师吧。”于是，我每周日都到那个老师家学习写汉诗。我开始迷恋上了汉诗，暗想：这就是我将来的道路！那时我大约十五六岁。报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语文学专业。有一个比我大10岁左右的前辈，成立了一个“古典读书会”，我们读了清代戴震、段玉裁等人的书籍，由此开阔了视野。

    当时还没有留学的可能，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在日本居住的“老北京”学汉语，开始的时候，他日语不好，我汉语不行，我们便用笔谈的方式交流。每周一两次，坚持了三年。我的汉语有了很大提高。

    到了1977年，我第一次有机会去了中国。待了一周左右的时候，站台里广播员的声音、路上行人的对话就很自然地飘进了耳朵。“听懂啦！”这使我兴奋不已。如果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的汉语会达到一个新水平。遗憾的是，此后虽常去中国，但都是短时间的滞留，汉语会话始终没有提高。但是我可以正确地读汉诗了，这是我的最大收获。

    记者：您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听说您希望努力将训读法传承下去？

    石川忠久：汉语训读法是公元八九世纪在日本确立的，即在汉文字上注训点，按日语的文法读汉文。正因为有了训读法，即便在遣唐使被废止后，日本人也没有在阅读汉籍上产生困难。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发明。即使在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学者们虽然不会汉语，也照样能够自由地作汉诗，研究和阅读汉文。当然也有人主张直接用汉语读中国古典，我在东大时的主任教授就持这种观点。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者，他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学问必须从汉语开始，训读不能解决问题。这姑且可以说是一种观点，但为此要抛弃训读，我认为是十分错误的。汉文训读是前辈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摸索出来的一个重大发明，基于这个发明，中国的古籍稍加标示，就能像日语的文章一样阅读了。

    目前训读在学校里已经渐渐不用了，因为在国语里汉文只占少部分，授课的老师也因为水平不高而无法教好学生。我现在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为此而做的，即为了提高年轻教师的汉文水平，组织讲习会。我不希望这样伟大的发明轻易失传。

    我并不否认学习汉语，学汉语是必要的。读汉诗的时候，比起训读法，用汉语朗读会体会到汉诗的韵律，但是研究学问则不一定必须要会汉语。这个结论的证明就是江户时代的文人。江户时代由于锁国政策，不可能从中国请来教师教授汉语，但是人们没有感到阅读的困难。所以说，不懂训读，就不懂江户时代。

    记者：汉诗与汉文在当下的日本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石川忠久：从历史上看，我认为构成日本文化基础的是汉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即使是近现代时期也是如此。比如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文学是日本人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个宝库。如果我们要鉴赏夏目漱石的文学，就必须面对构成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础。不止夏目漱石一人的文学基础是由汉文构筑的。所以，离开了汉文就无法谈论日本文化。

    刚才列举了夏目漱石作为例证，实际上，汉文是江户时代所有文化人的基础。比如我们要研究松尾芭蕉，就必须要研究他深厚的汉文修养。因此，学习汉文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基础。我们要争取像以前一样，将汉文作为独立的学科，有一定的学时，一定的分量，有充实的内容，不能虚于应付。

    记者：请您谈谈“全国汉文教育学会”的情况。

    石川忠久：这个学会的前身是“大学汉文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83年。我接任会长后，于1984改名为“全国汉文教育研究会”。就是说，它是由全国的大学、高中和中学里与教授汉文有关的教师组成，现在的会员有1000多人。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今年预定在福冈大学召开。每年出版两期《新汉字汉文教育》会刊。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杂志，也许我说它好，有点自吹之嫌。此外，我们还经常召开讲演会、讲习会等，开展汉文教育启蒙活动。

    记者：您对今后的中日学术与文化交流有什么期待？

    石川忠久：我1984年参加兰州“唐诗研究大会”，1997年、2000年参加庐山的“陶渊明研究会”，2006年参加北京的“日中六朝学会”等，在这些会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记忆。我已经上了年纪，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够传承好的传统文化，年轻人要亲近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这样一来，中日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通的文化。因此，我希望中国的教育也重视传统文化。

    我最初去中国的时候，对方为我举行了一场诗会，在现场拿出一张很大的纸，双方都在上面作诗。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1980年我去中国的时候，时而还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一起作诗，然后装裱起来。遗憾的是中国在变化，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日本学人一直保留着写汉诗的传统，比如夏目漱石呀，森欧外呀，都创作有大量的汉诗。因此，我们绝不能放弃汉诗创作，并期待中日都能将它传承下去。（本报特约记者 张仕英 何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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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忠久：1942年4月9日出生，195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90年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现退休。主要著作有：《汉诗的世界——用心体味》（1975年）、《陶渊明与他的时代》（1994年）、《汉魏六朝的诗》（2009年）、《汉诗鉴赏事典》（2009年）等近20部。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在日本NHK电视台主讲“汉诗系列”，在日本全国影响甚大。还担任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六朝文学学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