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与“国学热”的兴起相伴随，中国哲学的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检索发现，自2000年至2013年出版的书籍中，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归入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类别中的学术著作已超过13000种。本文拟选取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个热点问题作出概要的叙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出土简帛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热点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蓬勃开展的出土简帛文献研究，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简帛文献研究之所以自世纪之交以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20世纪末在简帛文献方面有了新的重大发现。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了800余枚战国竹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入1200余枚战国竹简。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包含照片和释文的《郭店楚墓竹简》，上博简则在进入新世纪后陆续发布出版，目前已先后公布9批文献。此后，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世界汉语学界迅速掀起了研究热潮，大量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陆续发表。

    出土简帛由于为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新的材料，对于推进先秦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走出疑古时代”。现代以来的“疑古思潮”在促进解放思想、努力寻求史料的可靠性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疑古太甚”，又难免给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带来负面影响。出土简帛否定了儒家“六经”晚出说，推翻了将《老子》推定到秦汉的主张，确定了一些长期被怀疑为“伪书”的文本的真实性，这些显然有利于真正“走出疑古时代”，在更为信实的文献基础上书写新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其二，有助于重新把握早期儒道关系。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干，对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学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儒道互黜”是自原初儒家道家那里就已存在的现象。但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老子》——郭店楚简《老子》甲的相关表述中却并没有传世本《老子》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针锋相对批评儒家的提法。这就为对早期儒道关系作出新的考察与把握开拓了空间。

    其三，有助于厘清早期儒学的发展脉络。关于儒学的研究成果自古至今虽堪称汗牛充栋，但孔子之后早期儒学的发展脉络却一直存在盲点。而郭店楚简的年代被大多数学者推定为介于孔孟之间，这就为进一步开展早期儒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目前学界已在梳理孔子后学思想谱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思孟学派”这一古老而富争议的话题上取得的新进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正因为此，出土简帛研究被学界认为具有“改写”乃至“重写”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学术史的意义。这一任务当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值得期待的是，进入21世纪，湖南岳麓书院、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先后通过在香港购入或接受海外捐赠，获得了更大数量的秦简、战国简与汉简，为出土简帛的后续研究储备了丰厚的资源。

“中国哲学”学术话语的生成：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亮点

    中国传统学术中以探究人生、社会乃至天地宇宙之一般“道”“理”为基本宗旨的“天人之学”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则是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才创立的。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学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这既是梳理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历史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也是以往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对“中国哲学”学术话语的生成探讨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对以“哲学代经学”的历史过程作出了整体梳理。在从以经、史、子、集分类的传统四部之学到以文、理、法、商、医、农、工分类的现代七科之学的转变中，哲学代替了传统的经学，这既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也是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得以产生的前提性条件。新世纪的相关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学术分科的传入与影响、沟通中西学的桥梁、传统学科分类走向现代学科分类的内在动因、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演进过程等问题均作出了扎实而具整体性的梳理分析，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哲学”学术话语的生成问题奠定了基础。

    其二，对西方哲学的传入与影响作出了更为系统的论述。西方哲学的传入和影响，是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得以在20世纪创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学术话语得以生成的重要背景。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进展。其中最为集中、最具显示度的研究成果是汤一介教授主编、集中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领域的十余名知名学者参与撰写的大型丛书“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该丛书立足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对包括基督教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唯意志论哲学、进化论、实在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在内的西方哲学东传与影响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以及中西哲学的初步融会等问题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和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改变了此前讨论“西学东渐”大多在文化层面而哲学层面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展开的状况。

    其三，对“中国哲学”学术话语的生成问题作出了更为具体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从思想资源与外来词汇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形成术语的方式等层面对中国哲学现代术语系统的生成问题作了具体探讨。就其思想资源而言，主要有五方面的来源：一是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接继承，这是中国哲学现代术语系统形成的基本方式；二是佛教哲学的影响；三是西方哲学的影响；四是日本学术文化的影响；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外来词汇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形成术语的方式则主要包括：格义即通过形式上的比配来译介引入术语；直译即用已有的相同或相近术语进行对等翻译；引申即通过拓展已有相近术语的含义进行翻译；借用即通过改变已有术语的含义进行翻译；造词即通过创造新的术语进行翻译。这些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此前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学术话语生成问题语焉不详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焦点

    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焦点。

    儒学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两者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杜维明、刘述先、方克立等就探讨过马克思主义、儒学以及西方现代文化间的“三方互动”问题。2010年，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列为该院的三大研究课题之一。2011年，许嘉璐教授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持了该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此外，中央党校、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先后召开了多次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通过研究与讨论，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间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既有相通性又有互补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进一步推进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深度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在一定意义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注重厘清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凸显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更加注重现实性的特点。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哲学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当代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间应当构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历久弥新的中国哲学将在推进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与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中迎来自己的新生与兴盛。这是我们在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应当铭记的职责与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