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舞：盛乎？衰乎？

    曾几何时，作为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古典舞纵情挥洒着中华文化的韵味和气派，努力呈现着中国人的喜乐和哀愁。而走到今天，有着60年历史的古典舞却难言轻松：一面是作品层出不穷，好作品却难得一现；一面是舞蹈人才持续增多，好演员却凤毛麟角——

 

“我们终究还是赶上了这个时代”

 

    2001年，上海美祺大戏院，65岁的仲明华最后一次以“神笔张”（《丝路花雨》里的人物）的身份站在舞台上。鞠躬谢幕的一刹那，他想起了启蒙老师刘玉芳，同样在65岁的时候，刘玉芳把一条腿架在横杠上，让21岁的仲明华在他腿上杠腰。那天，他对半路出家的学生仲明华说，明华，我教你的东西，够你使唤一辈子。

 

    上世纪50年代，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仲明华们就是在这样温润的时代气息中，在近乎虚无的基础上缔造了中国古典舞的金色童年——几百年来，当西方的古典芭蕾换上轻盈的纱裙踮起脚尖飞翔之时，中国的舞蹈却在南宋之后被裹上小脚，穿起厚厚的戏装消隐于戏曲之中。

 

    艰难如沙聚塔。新中国的第一代舞蹈人，一面从戏曲中抢救古典舞蹈的遗产，一面汲取西方舞蹈体系化构建的经验。“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西方。”著名舞蹈家陈爱莲说，靠着这样“吸收”与“容纳”，古典舞完成了“脱胎”与“再造”，在沉寂几百年之后重新活跃于舞台之上。

 

    正当舞蹈人沉湎于“童年”的蓬勃朝气时，“文革”来袭，整整10年，古典舞坛萧索。而等古典舞再一次醒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古典舞一下子往前推了几千年。

 

    《丝路花雨》激出了第一朵浪花。1977年，甘肃歌舞团（现为甘肃歌舞剧院）的编导演员们走进敦煌莫高窟，希求复活敦煌舞。然而，“复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舞蹈是动态的艺术，绘画表现的舞蹈只是一瞬。我们艰难地寻找着每一个舞姿之间的关联，把一个个静止孤立的字与词，变成情趣盎然的句子。”首位“英娘”（《丝路花雨》里的人物）贺燕云回忆道。

 

    1979年，舞剧《丝路花雨》首演。30多年来，它走进过20多个国家，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演了2000多场，收获无数的赞誉。《丝路花雨》的成功掀起了古典舞复兴的浪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各个朝代的舞蹈纷至沓来，极大地丰富了古典舞的舞蹈语汇，扩充了古典舞的时空容量。

 

    及至今日，中国古典舞已成为一个熔铸多方精华的“大概念”。除北京舞蹈学院以“身韵”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占据主流外，还有以复现汉唐舞蹈文化遗存为支撑点的“汉唐舞派”，以敦煌壁画中的舞姿形象为依据的“敦煌舞派”，以及新近从昆曲中提炼、生成的“昆舞流派”。各个流派缤纷多彩，在舞台上纵情挥洒着古典中国的神韵与气派。

 

    1979年，《丝路花雨》晋京演出。演出结束后，曹禺上台抱住已经44岁的仲明华激动地说，小伙子，好好演，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追着时光，古典舞也不过60年的光景。著名编导应萼定说：“20世纪是舞蹈革命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究还是赶上了这个时代。”

 

“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流连过无数舞台，仲明华说，最难忘的还是莫高窟那个小土包。

 

    1978年，刚刚创编完成的《丝路花雨》走进莫高窟。莫高窟外没有舞台，好不容易找了个凹凸不平的小土包权当舞台，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专家们围坐在小土包下。编导们大声哼着调子，用手掌打出节拍，演员们不断地变换着身形。

 

    专家们呆住了，下意识地窃窃私语：这个动作是第几窟的，那个动作是第几窟的。演员们身着的蓝色练功服，在专家们眼里，却是那些在壁画上无法唤醒的飘举的衣袂——“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30多年过去，仲明华一谈起敦煌，仍激动不已，他怀念莫高窟月夜下那如豆的灯火——稻草铺在泥地上，在微弱的烛光中，他们盘膝坐下，临摹壁画上的舞姿。两个世界的人默然不语。

 

    “我们这一代人，算是跟敦煌扯上了，一辈子想脱都脱不开了。”首演“伊努斯”的周嘉明，演员、公务员、下海，兜兜转转一圈，最后又回到了甘肃歌舞剧院。贺燕云，从明星到学生，转学芭蕾，最后重新回归敦煌舞蹈教育。许琪，《丝路花雨》编导，70多岁了，每年都要回一趟莫高窟，“那真是个大宝藏啊，每次去还觉着新鲜”。

 

    坚守的不独敦煌舞。

 

    陈爱莲，这个被外国人称为“moon”（月亮）的舞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走出国门，以优雅的舞步赢得了无数国际赞誉。现在她74岁了，站上舞台，却依旧还是当年《春江花月夜》那一抹柔弱如月光的气质。

 

    刘岩，奥运舞者，从高台跌落，遭遇了舞蹈生涯急转弯。坐在轮椅上的她没有放下舞蹈，读了博，当了老师，“像沙漠中的骆驼草，顽强地生长着”。

 

    …………

 

    为什么？

 

    仲明华说：“那是美啊，就像风瞬间闪过，如流水不息淌过。”

 

    陈爱莲这样形容古典舞给她的感觉：“古典舞就像一条美丽的红丝带向空中一抛，轻轻飘落，既有其永恒不变的风格和韵味，又有其多姿多彩、绚丽无比的无穷变化。”

 

    与美同裹在骨子里的，还有那浓得化不开的历史。

 

    2007年8月，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第三代“英娘”史敏带着她的研究生，应邀参加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敦煌学专家们面前演出。演出结束后，史敏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演员，还没见过这么多闪光灯。”听完，学生们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从那一刻开始，她们才真正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值得尊重、有意义的事情”。

 

“形在那里飞舞，魂在哪里绽放呢”

 

    “古典舞不等于古代舞，不能说身着古装就是古典舞了，是该走出悲悲戚戚氛围的时候了。”2005年，第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现场，著名编导陈维亚的一声“棒喝”透出了古典舞的当代困境——为什么古典舞的题材如此狭窄呢？

 

    8年之后，停办三届的荷花奖古典舞大赛重新开锣。“无病呻吟、悲悲切切的颓靡少了，题材和表现形式都有所拓宽。”看完比赛，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冯双白既振奋又不敢太乐观，“毕竟刚刚恢复比赛。”

 

    潜台词是，问题依旧存在。

 

    “你常常会看到演员在台上折腾半天，却不知他在干什么。”担任本届荷花奖比赛评委的陈爱莲说。更有人一针见血，除了靠古代服装和古代题材去标识“古典”，许多作品，观众很可能找不出与现代舞、当代舞区别在哪里。

 

    陈爱莲打过一个比方：中国古典舞就像一棵梨树，把西方舞蹈文化这个苹果枝嫁接上，结出来的东西就是苹果梨。这只梨增加了苹果的味道，但还是梨。但现在，有些人做的却是把中国古典舞的梨树枝嫁接到了西方舞蹈文化这棵苹果树上了，结出来的是梨苹果。“中国古典舞应该有它自己的审美，有中国古代文化的韵味，如果只顾演员的技巧而没有文化韵味，这个舞蹈就是失败的。”

 

    这也是为何拿着古典舞标识的舞蹈到国外参赛，外国人会感到纳闷：这哪是中国古典舞，明明是现代舞。“很多外国舞蹈家，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各地古典舞，都有着浓重的本土色彩和传统味道。因而他们会认为中国古典舞不够传统，太过于现代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副所长江东说。

 

    更尴尬的是，至今没有一部著作可以说清楚古典舞系统观念、古典舞核心价值观和理念是什么。理论的缺失，导致舞台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演员们拥有十分的技巧，演出的效果却不到一二分。“形在那里飞舞，魂在哪里绽放呢？”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高山说。

 

    “尽管古典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个最集中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质、中国魂魄的舞种，仍需要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江东坦言，古典舞仍走在“寻根”的路上。

 

    新剧目有老问题，老剧目也有新问题。

 

    “以前‘神笔张’光B角就有四五人，现在却难寻一人。”周嘉明说，“孔雀都东南飞了。”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年轻的舞者们很难像前辈们“咬着大饼跳舞”，“他们是宁肯到大城市里跳晚会，也不愿在《丝路花雨》里跳舞。”周嘉明无奈地说，“2000多元的工资，太难留人了。”

 

    陈爱莲在许多场合呼吁，一些古典舞剧已经濒临失传，中国古典舞剧要建立相应的机构进行整理，艺术教育要尝试新的教育模式，以免艺术人才流失。

 

    退休后的许琪心心念念的也是构建这样的平台，传承他们这一代人的艺术成果。10多年了，奔波无数，却没有多少回音。

 

    在甘肃歌舞剧院办公室里，许琪讲起了《丝路花雨》的编创历程。第八代“英娘”李莉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讲完后，李莉紧紧抱住许琪：“许老师，您要常回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么多故事，您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啊。”

 

    与李莉一样“不知道”的，还有在楼下练功房里跳舞的孩子们。他们正心无旁骛地用足尖旋转，从练功房的一角转向另一角，偶尔停下来抚摸一下被地板砸得生疼的脚，喘几口气，再从这一角转到那一角。（本报记者 吴晓杰 宋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