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里的阳光

    辍学后，我成了梅子乡第一任邮递员。

    邮电所用彩条布仓促隔出，有一扇面街的窗户，稍作修整，我成了那十多平方米的临时主人。

    离我最近的是一个裁缝铺，里面姓蒲的师傅五十多岁，年年招纳一批徒弟，那些徒弟多是想有一技傍身的女孩子，个个头脑灵活，手脚伶俐。于是我就认识了那里叫香姑的女孩子。

    香姑要帮她弟弟寄一封写给南方某家报社的信件。她问多少钱。她递来一张皱巴巴的一元钞票。不挂号还要找回几毛钱。香姑接过零头，转身就走。眨眼间，她又回来了。她依旧贴在窗沿边问：就这样了？放不放心哟？那声“哟”拖得很长，软绵绵的。我说一般不会丢的，再说也不是啥宝贝。我的回答令她很不满意。她睁大了眼说，你得保证能寄到才成。香姑说，那信里是我弟弟熬夜写出来的宝贝，可丢不得。

    每隔一个星期，香姑就要把她弟弟的宝贝装进信封，托我寄给某某报社或杂志。香姑后来说，她唯一的弟弟因为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讲完后她提出一个请求。她问我能不能把外边寄来的信封上的旧邮票给她。这是不符合规定的事。我告诉她：如果是集邮，不如省省吧。香姑手足无措。以后，她再未提及此事。

    香姑照常来帮我做饭。临到吃饭，我留住香姑，顺便还拿出她当天要寄出的一封信给父亲看。我想夸赞一番香姑会写文章的弟弟。

    我看见了一个不愿意看见的细节：邮票上有一个裂纹，虽拼合精细，但仔细辨识仍能看出个中端倪。我以各种理由推测这种做法，结合香姑的境况，一种从未有过的酸楚感觉攫住了我的心房。显而易见，香姑或者香姑的弟弟在耍小聪明，他们把别人用过的旧邮票拼贴了起来。

    香姑再一次拿来信件的时候，我故意把信封放在桌上。我说这封信肯定超重了，得再加贴一张邮票。接下来，我把一张崭新的邮票贴在了那张邮票上面。自从这件事情以后，大约半个月我都没有看见香姑了。她离开了隔壁的裁缝铺。

    又过了大约五个月，我收到香姑从遥远的南方寄回的两张汇款单。钱多的一张寄给她的家人，钱少的那张写着我的名字。我揉了揉眼睛，确定那真的并非别人的名字。她另外还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明了寄钱的原因。真相很残酷，但有时也很温馨。香姑已经是南方一家制衣厂的打工妹，她的手艺派上了用途。

    半年后的某一天，香姑的弟弟抱着一本书出现在梅子乡的邮电所前，阳光照着这个执着于文学的残疾男孩——他的姐姐帮他自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子。

    而我，正在去往香姑所在城市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