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学”的新发展

    2013年10月，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罗伯特·斯旺森访问中国，在首都师范大学以“中世纪学的新发展”为题举办了讲座。讲座从中世纪学的定义开始，在设定了中世纪学的性质与内容范围之后，从性别研究、民族研究、物质文化研究、“全球化中世纪”研究等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中世纪学”的定义

    中世纪学是非常宽泛的学术领域，涉及众多学科与研究课题。根据常识判断，一切关于中世纪的研究都可以纳入中世纪学。但看似显而易见的定义实际上存在着模糊之处：是否可以将涉及中世纪的研究合并成一个研究领域？或者中世纪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虽然便利却毫无意义的伞，可以将许多研究领域收容其下，而这些研究领域并非一个有机的整体？长久以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学者们。

    1992年在北美召开了一次中世纪学研讨会，在1994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世纪学的过往与未来》中，有两篇文章论及中世纪学定义。从事14－15世纪英语文学研究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里克·皮尔索提出，中世纪学是“从事中世纪年代（公元500－1500年）范围之内关于西欧的跨学科教学与研究”。这样的措辞用语直指中世纪学的核心内容，然而过于简单的定义不仅未能澄清上述模糊之处，反而因为时间与地域的限定而使问题复杂化。美国圣母大学研究中世纪晚期宗教史的学者约翰·范南根提出了稍显具体的中世纪学定义：“中世纪学研究欧洲大陆在500－1500年时间内一切人群、社会、语言、文化、实体物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中世纪学也研究人类思想、经历以及用文字表达的一切内容。”定义明确指出了中世纪学涉及的众多领域，但是设定的学术目标过于广泛，不仅难以造就名副其实的中世纪学研究者，而且不可能为中世纪学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制订覆盖一切领域的教学大纲。

    将中世纪学的地域范围限定在欧洲或“西欧”并不准确。地理学的“欧洲”包括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广大地域，中世纪学是否可以将这些地域都纳入其中？实际上，不确定的因素主要是指拜占庭帝国。如果将希腊文化与东正教传统的拜占庭排除在外，剩下的就是西欧。中世纪学者在论及“欧洲”或“西欧”的时候，通常的指向是拉丁基督教覆盖的地区，因而也应当把创造了“拉丁化东方”的十字军圣战以及在圣地创建的十字军国家纳入其中。

    时间分期把历史切割成互相分离的板块，为了使历史研究便于操作，学者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中世纪”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创造的概念。当历史主要被视为民族史，欧洲历史被视为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的时候，这种人为划分的“中世纪”尚可以接受。当历史研究演变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宏大主题时，就需要突破中世纪欧洲的时间与空间局限。从事中世纪之前与之后欧洲研究的学者已经确定了另一种分期：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晚期”大约从公元300年持续到800年，此外还有“近代早期”的概念。诸如此类的时间分期，使“中世纪”飘忽不定，游离于“古代晚期”与“近代早期”两个时间段之间的缝隙之中。

性别研究

    性别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最初的研究专注于“妇女”这个狭窄的领域。从妇女扩大到性别并非总是得到认可，有人认为性别研究充其量是另一个名称的妇女研究。大多数性别研究依然聚焦于妇女，把妇女从男人居支配地位、实行父权家长制统治的社会中提取出来，列为一个类别加以研究。这样的性别研究，不可能产生将男人与女人放在一起的均衡研究。

    从妇女转向性别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男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成为研究的对象。关于男性特征的研究引发了中世纪学者的兴趣，发表的著作与论文数量也有所增加。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规模狭小并且发展不足，主要关注的是教职人士的男性特征研究，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中世纪性别史的学者杰尼弗·蒂博多主编的《教士身份之议定：中世纪司祭，修士及其男性特征》，罗伯特·斯旺森的《天使现身：从格里高利改革至宗教改革期间的教士及其男性特征》等。

    性别研究的要点之一是——性别并非孤立存在，因而关于性别的研究应当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应当将性别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展开研究。性别不仅可以作为研究的主题，也可以作为次主题。有大量的出版物冠名为“妇女与……”，譬如妇女与宗教，妇女与经济活动，妇女与政治权力。此类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论述的是妇女参与书籍的制作与阅读，分别是美国福德汉姆大学研究中世纪晚期宗教史的学者玛丽·厄勒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阅读与宗教虔诚》以及牛津大学从事中世纪思想史研究的莱斯利·史密斯与英国达勒姆大学珍·泰勒教授合编的《妇女与书籍：基于图像文献的分析》。

民族研究

    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兰西、英格兰等）与民族国家的缺失（德意志、意大利等），一向是政治史研究的传统。

    关于民族的起点，在中世纪学与近代学之间存在着争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近代学大量书写19世纪晚期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运动，认为形成定义的民族出现在近代世界。近代学否认民族在中世纪的存在，用“部族”一词指称“前民族”状态以及近代世界的一些“前民族”。这样的路径将论证锁定在一个循环之中：不可能在10世纪或15世纪的欧洲找到19世纪的民族；如果没有找到，就表明民族不存在于10世纪或15世纪。这样的研究试图解释的是现今世界，而中世纪学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世界。

    中世纪学需要颠覆近代学把持的民族定义，创造出一个适合中世纪语境的民族概念。但是民族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概念。什么是中古世界的“民族”？如何对中世纪的民族进行辨认？这项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至少以英语写作的学者是如此），如何发展成熟尚不得而知。迄今为止，讨论民族形成理论的主要成果用英文写成，却是以德意志作为核心论题。这项研究寻求一种广义的民族认同，认为在15世纪的德意志出现了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民族构建的进程已经开启。

物质文化研究

    物质文化是对实体物品的研究，包括艺术品、书籍与手稿、出土文物、房屋建筑等。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实体物品的用途与象征意义，旨在揭示物品存在于其中并且使用于其中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物品不一定精美，可以是农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可以是贵族家庭的物品。借助于实体物品可以将物质文化研究转换成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例如，西妥会修道士房屋建筑的意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需求所体现的社会环境以及消费主义的兴起；追踪某一本书的流转易手，借以分析当时人对待文化的态度或者书籍持有人的社会与文化经历；借助于实体物品考察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信仰的物质载体以及严重的物化倾向等。

    物质文化研究并非全新的研究领域，只是将世界各地博物馆对于中世纪收藏品的研究拓展到对于物品背后精神世界的探寻。然而物质文化研究的解读角度与视野是全新的，必将对中世纪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影响，也可以增进非专业人士对于中世纪的兴趣。

“全球化中世纪”研究

    “全球化中世纪”的创建者，是从事非洲、亚洲或者拜占庭、中东研究的学者。与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视野不同，在这些学者看来，欧洲并非一个自成一统、与世隔绝的地域，而是位于世界的边缘，与其他地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全球化中世纪”提出了走进中世纪的全新路径，关注于物品、人群、思想之间的关联与流动，主要致力于构建各地之间的商业联系与经济交流。这样的研究有可能为中世纪创建一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印度洋商路与横跨亚洲的丝绸之路。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欧洲只是一个小角色，因为欧洲距离这个体系的中心是如此之遥远。这一选题的明智之处，不仅在于降低了研究难度，因为经济与商业的交往最容易追溯，而且可以规避一个核心问题——中世纪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世界之广大？涉及长途贸易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即使货物的贩运贯穿了商路全程，商人也只是阶段性而不是全程参与；商品货物的最终消费者可能并不了解货物的来源地，因为货物的起点与终点两端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无需“全球主义”参与其中，无需对于已知的陆地与海路以外世界的真正了解。

    斯旺森教授在讲座中讨论了中世纪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大量内容不仅涉及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具有引领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意义。中世纪学的基本特征是合作与跨界研究，因而中世纪学的发展需要超越传统的学科领域界限，突破地理划分与时间分期的局限，采用综合性路径走进中世纪，这是斯旺森教授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刘城）

    （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

    师从享誉国际的沃尔特·厄尔曼教授（研究中世纪教皇史与中世纪政治思想史），1976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79年起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现为中世纪教会史教授，有大量著述论及1100—1530年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宗教与社会，其中包括《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发行的赎罪券：进入天国的护照？》《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会与社会》《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龙秀清、张日元译）等。自2003年以来，斯旺森教授每年前来中国访问，先后在多所大学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