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遗产 日本不遗余力

    文化遗产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其记载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变迁，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往往成为该国和该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记。同时，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也共同构成了当今如此丰富多彩、壮丽灿烂的人类文明。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表明，当温饱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被满足之后，人们通常会开始探究和追寻本国以及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将由此而得以彰显，对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也会随之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工作之一。作为全球屈指可数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政府和全社会近年来在保护本国文化遗产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规模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于逐步开始认识和重视文化遗产独特价值的中国而言，近邻日本在保护本国文化遗产方面的各项举措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富士山的“曲线申遗”之路

    6月22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决定，将日本政府推荐的富士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自古以来就被视作日本象征的富士山成了日本第17处世界遗产。

    但实际上，富士山的“申遗”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在2003年，富士山所在的日本静冈和山梨两县就曾经将富士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而进行“申遗”。然而，在审核的过程中，有专家提出意见认为，富士山尽管是日本最高峰，但作为一座火山，其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备成为“自然遗产”的地质独特性。此外，当时较为严重的垃圾问题也成为富士山“申遗”的一大“软肋”。最终，富士山的第一次“申遗之旅”不得不抱憾而归。

    在此后的近十年间，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卧薪尝胆，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善富士山的垃圾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积极转变思路，提出了将富士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进行“申遗”的全新方案。

    该方案侧重于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大力宣传富士山展现了日本人的山岳信仰，着重强调其作为日本的象征出现在浮世绘等诸多艺术作品中，进而对西洋画家产生了深远的艺术影响，以此来凸显富士山在日本乃至世界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方此次提出的“申遗”方案因其独特的文化视角而得到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该理事会高度评价富士山，称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日本”，并认为包括宗教传统在内的富士山整体都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因而建议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富士山列入遗产名录时的注册名称也被确定为“富士山——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

    从“自然遗产”到“文化遗产”，日本政府及全社会在深入发掘本国文化遗产方面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富士山历时十年的“曲线申遗”之路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部电视剧引发的“海女热”

    10月22日，一部名为《海女姑娘》的电视连续剧众望所归地荣获了“2013东京日剧奖”。该奖项由NHK（日本广播协会）和日本各民营电视台于2008年创设，主要颁发给那些“值得向全世界推荐的日剧”，其评选对象为截至当年6月为止的一年内全日本播放的所有电视剧。在2013年度的评选中，这部以“海女”为原型的NHK晨间小说连续剧不仅获得了连续剧部门最佳作品奖，并且还囊括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脚本奖和配乐方面的特别奖。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剧在日本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的平均收视率分别高达20.6%和16.9%，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日本全国也由此而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海女热”。

    所谓“海女”，是指不借助氧气罐等任何水下辅助呼吸工具，仅凭自身憋气潜泳至近海海底的礁盘等处，以捕获鲍鱼、海螺、珍珠贝等海产品谋生的女性渔民。在世界范围内，“海女”只存在于日本沿海各地和韩国的济州岛地区。

    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海女”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至距今5000年之前。在距今3000年前的日本古代遗迹中就已经出现了“海女”存在的证据，而在有关日本的最早文字记录《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也有关于倭人潜水以捕食鱼类和鲍鱼的记载。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则明确出现了有关“海女”的记载。

    在日本古代漫长的男权社会里，为何会出现以女性为劳动主体的“海女”，这一问题至今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目前，多数意见认为，这是由于女性的皮下脂肪厚于男性，因此更加适合于在冰冷的海水中从事长时间的潜泳捕捞作业。此外，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某个历史时期内，一些特定的地区因连年的战乱或饥荒而导致成年男性大量减少，迫于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客观现实，原本并非劳动主体的女性不得不承担起潜泳捕捞这一繁重而危险的渔业作业，久而久之便成为当地的一种传统。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海洋渔业捕捞技术的现代化和海洋渔业资源的减少，“海女”的数量开始呈现出持续大幅下降的趋势。日本官方的精确统计显示，1956年日本全国共有“海女”17611人，至2010年已减少至2174人，降幅高达87.7%。在日本“海女”最为集中的三重县鸟羽市和志摩市，1949年时共有“海女”6109人，到了2010年时仅剩下不足原来六分之一的973人。除了人数的骤减之外，从业者的高龄化和后继者的不足等问题也严重威胁着“海女”在未来的存续和发展。

    尽管在海洋渔业捕捞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以“海女”为代表的近海潜泳捕捞方式早已为时代所淘汰。况且，防寒潜水服、水下呼吸系统等先进潜水设备的出现和发展也使得“海女”们所从事的工作完全可以被青壮年男性所取代。可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海女”这一包含着东亚独特价值观的海民文化，日本政府自2007年起就开始着手与同样拥有“海女文化”的韩国进行合作，以两国联合申请的形式，推动“海女文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海女”相对集中地区的日本地方政府也下大力气，力图以“海女文化”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来推动相关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而振兴当地的经济。

    10月14日，以《海女姑娘》的热播为契机，来自三重县鸟羽市的104名“海女”身着传统的出海作业服装出现在东京最繁华的六本木新城，为“海女文化”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同时也将正在风靡日本全国的“海女热”推向最高潮。对此，日本媒体普遍认为，通过一系列持续不断的介绍和宣传活动，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加入到“海女”的队伍中来，“海女”这一原本逐渐凋零的文化遗产也将随之迎来令人乐观的前景和未来。

国际视野下的“忍者文化”

    蒙面、漆黑的夜行衣、飞檐走壁的高超武艺、杀人于无形的神秘暗器、近乎魔法的玄妙幻术……这恐怕是全世界大多数动漫影视迷们心目中日本忍者的标准形象。然而，亲眼见到被称为“日本最后的忍者”川上仁一时，端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却是一位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的大学教授。

    在采访中，川上先生对日本忍者的历史如数家珍，对自身修炼忍术的经历侃侃而谈，双目间自然地流露出作为一名忍者的骄傲和自豪。但他同时也坦言，动荡战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现代人而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修炼忍术已经毫无必要。忍者已经不适合当今这个时代。这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不再招收弟子的根本原因。

    作为“最后的忍者”，亲眼看到延绵传承数百年之久的忍术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是否会感到遗憾和惋惜？面对记者的这一问题，川上先生笑答，修炼忍术的意义不仅在于令忍者具有超乎常人的肉体力量，更在于让修炼者磨炼出坚韧不拔和处变不惊的强大精神力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在平地上画出一条30厘米宽的小路，任何人都能够很轻松地在上面走来走去。但是，如果在悬崖绝壁边缘也画出同样宽度的窄道来，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无法从上面通过。这便是精神力量的作用。虽然纵火、投毒、暗杀等主要的忍术修炼内容因早已与现代文明社会不相符而丧失了继续传承下去的必要，但是忍术在磨炼和提升人们精神意志这一方面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日本已经开始有很多大型企业希望与川上先生合作，通过修炼忍术的方式来提高员工的意志品质。对此，川上先生认为，这正是其作为“最后的忍者”而将“忍者文化”这一日本重要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的最好方式。

    除了继续传承和发扬“忍者文化”在精神领域的重要作用之外，作为日本所独有的文化遗产，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十分注重“忍者文化”在国际上的宣传和推广。

    9月6日至7日，在日本忍者的“大本营”三重县伊贺市，一场名为“通过‘忍者’来看日中交流的历史和未来”的国际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日本三重县伊贺市政府、三重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等中日两国的历史专家和文化学者。本报记者也从千里之外的东京赶赴伊贺参加了这一别出心裁的研讨会。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中日两国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忍者文化”与《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及军事思想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忍者文化”的传播来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全新思路。此外，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德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留学生代表也在该研讨会上分别介绍了“忍者文化”在本国的传播现状以及受欢迎程度，同时提出了自己对于“忍者文化”国际传播的思考和建议。他们的精彩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同，同时也再一次证明，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大背景下，包括“忍者文化”在内的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所独有的文化遗产只有在与其他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之中，才能够充分展现出自身的独特魅力，从而逐步得到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广泛接受和欢迎。而对于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的中日两国而言，在当今欧美文化占主流地位的国际环境下，相互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对本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传承以及对外宣介之路也许是一个更加理性和明智的选择。（本报驻东京记者 谢宗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