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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社戏 （1926年）
风急天高，已届暮秋时节了。在这当儿，故乡各地正热闹地演唱着社戏呢。
在我们那南海之滨的故乡，自然社会上的风俗、习惯，不少还是属于中古时代的，其实，在我们这古老的国度里，除了少数的地域，受了欧化的洗礼，略有些变动外，大部分不仍是如此吗？那一年一度的演唱社戏，便是古代风尚的遗留了。
每年到了凉秋九月，各乡村、各市镇的善男信女，便欢天喜地，提议唱戏，以酬神愿——其实，不少的民众，已没有什么娱神的挂念，不过藉此种玩乐，以洗涤他们一年中劳苦困倦的精神罢了。
我们故乡的土剧有三种，曰西秦，曰正字，曰白字，而它们当中，以白字最为平民的。不但价钱不高，便是他们的演唱，除小部分外，大概都是取材近事，采用土话的。所以在这九月的社戏的演唱，率以白字为多。高雅的西秦和正字，是不大为我们多数民众，尤其是那些农夫、村妇所喜好的。白字戏的价钱很便宜，每台约数两或十余两不等。剧员多为年纪很轻的子弟。他们的出目不多，而每处初开台那天，必演唱一出《吕蒙正抛绣球》。所以在这演唱的头一天，人家是不大喜欢去看的。城市人是如此，在不多看戏的村人，却不同了。他们一逢到唱戏，就禁不住手舞足蹈，好像得了什么珍宝似的，哪里舍得这市镇人所鄙为俗熟的《吕蒙正抛绣球》而不看呢？
我现在的家庭，虽在市镇里，但故居却在一个很幽僻的乡下。忆幼年时，每届乡中做社戏之际，便同家人回去观看。乡村中的一切，都使住在市镇的我感到兴味。田沟里游泳着的小鱼，丛林中自生着的野花，山涧上涌喷着的流水……无一不使我对之喜爱。而且有许多新的同伴的接触，使我有时玩得忘记了饮食。更何况还有社戏看呢？
几年以前，在故乡读书的时候，也还有看社戏的机会。每到那时，同学和朋友，便加倍亲热起来，夜里和白昼，我们成群结队的，穿街过巷，落乡下村，玩得确也很有味儿。
年来是不多看社戏了，尤其是现在此刻，为了学问，为了口腹，来到这去家千里的大都会的一块幽静之地居住着，在笔墨和书本的下面，打发着这一页一页的秋光。但在记忆里，故乡的旧事却不时的浮现着。这时，就仿佛某街某村的社戏之锣鼓声，丁当地在我耳畔响动起来呢……（选自钟敬文《荔枝小品》，北新书局，1927年）
百岁寄语 （2001年）
在医院养病多日，每天不是吊瓶打点滴，就是打针吃药，看起来煞是严重。其实，我自己心情很平静，头脑也十分清醒。百年人生一幕幕在眼前闪过，宛如昨日。总起来看，我这一辈子也就做过两件事：一是著文言志，二是教书育人。
我所言之志，是我个人的志，也是时代的需要。因此，当时每写了一篇什么，只觉得我是完成了一件任务，宣传了一个思想，说明了一个问题，从没想到要用来为自己派什么用场（诸如评职称、出文集之类）。至于教书育人，也就只想到不能误人子弟，要为国家、人民培养出有用之才。当年的工资顶多只能保证一日三餐、一件长衫、两袖清风。记得，老伴曾8年没为我添置过一件新衣。但我从未想过要为获得高薪而跳槽改行。当时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许多人是以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工作的，我以此而自豪。而我更敬佩那些为祖国、为革命事业而捐躯的先烈。多年前在石家庄凭吊革命烈士陵园时，曾写过一首诗，记得好像是：“勇以捐躯六十春，抚碑心事如泉涌，无计从君一叙论，灵山今日吊忠魂。”
今天的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勃勃生机，我所从事的民俗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此我很高兴。但是社会上人心不古的现象，却令人担忧。我和季羡林、张岱年等老朋友每谈起这些，总不免有些感慨。这也许是杞人忧天。一种思想要得到普遍的认同是需要时间的。当年孔老夫子游学讲道，曾被人讥笑为发痴，然而，后来儒学却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极为深远的作用。我愿学孔夫子，不怕人笑痴。解放后我一直在北师大教书。50年来，经过了风风雨雨，却仍然还待在这里。我坚持要求自己：能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能教点什么就教点什么，反正是要尽可能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今年一百岁了，这里那里，许多朋友和学生都为我作寿。躬身自问，我钟某何德何能，岂敢如此惊动大家？大家这样做，也许就是因为我有这么点痴呆精神吧！
记得1991年参观孔庙时，也曾写过一首诗：“知其不可尚为之，此事旁人笑如痴，我说先生真智勇，拈斤论两是庸儿。”就让我以这首诗寄语新世纪的学人和学子吧！
立立记录整理
附记：去年12月25日下午到医院去看钟老，那天钟老精神挺好，见到我很高兴，就和我聊开了。我怕他老人家累着，但他说：“心中有话，不吐不快，你就让我说吧！”离开前我说：“伯伯，您今天谈得好极了，我回去整理下来，过几天拿来给您过目。”老人家高兴地点了点头。……而今天，我只能把这篇未及由钟老过目的记录稿奉献给大家了。（编者注：立立即穆立立，为钟老的老友诗人穆木天和女作家彭慧之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原刊于2002年1月3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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