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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3日 星期五

    雄鹰穿越蘑菇云

    (报告文学)

    盛祖宏 《 光明日报 》( 2013年12月13日   14 版)
    本版图片为中国空军招飞宣传画局部

        编者按

     

        12月2日凌晨,满载国人梦想的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升空,将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再到月球探测工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此时此刻,隔着遥远的时空,我们亦不能忘却那些曾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贡献的默默无闻的空军战士。本文记述了“两弹一星”辉煌伟业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的故事。其中,有秘密运送原子弹的飞行员,有驾机空投第一颗实战氢弹的飞行员,有穿越核弹的蘑菇云取样和送样的飞行员……

     

        今年夏末,一本装帧考究、油墨飘香的好书《悠悠蓝天情——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知识青年的倾情自述》,送到我的手上,因为我是作者之一。这是我们一百多位耄耋之年空军老战士集体书写的回忆录,其朴实的叙述、新鲜的材料、生动的情节,吸引我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睡眠,它时而使我心潮澎湃,时而使我热泪盈眶,时而使我紧张揪心,时而使我会心微笑,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不过,我又觉得他们写得过于简略,难以解我的渴。于是我决定不顾年迈体弱的身躯,迈开细瘦无力的双腿,到京上广等地去,追寻他们献身革命的足迹,聆听他们惊心动魄的故事,感受他们热爱祖国的深情,探求他们高尚美丽的心灵。

     

        今天我从采访所得的许多故事中,选出两个曾是“绝密”的事件奉献给读者。

     

    运送原子弹和穿越蘑菇云的雄鹰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是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之前是谁把原子弹从生产地运送到试验基地的呢?是李贤凤带领的运输机飞行大队。1964年5月25日,李贤凤接到紧急通知,马上到北京空军司令部报到。次日上午开会,聂荣臻元帅告诉他们:我国已经研制出原子弹,现在就要搞地爆试验。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带领5架飞机,运送原子弹及配套材料;穿越蘑菇云搜集样品;运送样品到北京。

     

        在原子弹地爆的当天上午,飞行员们举行庄重的誓师大会,李贤凤深情地向党表示决心:“我是一个穷孩子,从小就给有钱人放牛;参加解放军后,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飞行员,我请空军党委放心,我们一定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会后,他们一个个向临时党委交了“最后一次党费”——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们知道进入蘑菇云取核放射颗粒的高度危险性,因为世界上没有先例。据说某国进行核弹爆炸试验时,曾派飞机穿越蘑菇云取样,胆怯的飞行员在蘑菇云周围转了一圈返回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培养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胆识,这样的壮举。

     

        且说运送原子弹,要防震,防撞,防热,防潮。李贤奉驾驶的伊尔—14飞机是非密封舱飞机,速度小,加温和降温设备都很差,在西北炎热的夏天飞行,要保持恒温,难度很大,若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们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办法,为了保持摄氏20度正负一度的恒温,在炎热的夏天选择拂晓起飞,避开高温,此外,除了使用机上加温设备外,用木板和泡沫塑料包裹隔热,把地面加温炉搬上飞机,温度有变化时加温,再采用飞行高度差的保温方法,保持了原子弹的恒温。为了防震防撞,他们选择了与运达目的地相似的机场(土、石、草凸凹不平),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反复演练,达到了运震率0.3正负百分之五的要求。此外采用以民掩军的飞行方法,按民航航线多点着落,并在山与山之间低空飞行,有效避开了国民党的侦察。这样,他带领的机组——副驾驶展自强、领航长宋玉、通讯长钱祖芳、机械师胡成立和杨香林,通力协作,顺利地在8月间把分解的原子弹运到试验基地。

     

        10月16日下午3点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顿时强光闪耀,一个巨大的火球升腾起来,冲击波如同飓风一般冲向四方,随后大地轰鸣,渐渐地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柱连成一体,形成极为壮观的蘑菇云,直冲云霄。这时待命取样的飞机腾空而起,由郭洪礼任机长,李传森任副驾驶,领航长季献康,通信主任王景海,机械师耿军。他们飞机的机翼下已加装了两个如副油箱大的取样装置。30分钟后,郭洪礼驾机钻进了蘑菇云,仅仅飞了5秒就飞出了云团,完成了取样任务;为了保险,李贤凤按预案指挥飞机第二次进入蘑菇云,仅飞行2秒,测量器的红灯亮了,说明剂量取足了,飞机胜利返航。

     

        这穿越蘑菇云的5秒,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但却是不平常的5秒,这是性命关天的5秒,这是与死神搏斗的5秒,这是考验一个战士对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执着的5秒。他们经受住了严峻得不能再严峻的考验,他们战胜了死神,他们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活着的黄继光!

     

        取样飞机着陆后,早已准备好的防化小分队立刻对飞机进行清洗消毒,飞行人员也进行冲洗消毒,先后用了近两小时,技术人员才把样品从取样机上搬到运送样品的飞机上。16点08分,李贤凤驾着这架飞机,穿越蘑菇云尚未完全消散的有害云层,克服沿途恶劣复杂的天气,经兰州、西安、太原机场加油,经过8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于次日凌晨2点16分,将蘑菇云空中取样成果送到北京。

     

        取样、送样的飞行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辐射:有的感觉肠胃不适,以致发展为肠癌而去世,如郭洪礼;有的表现在神经系统,头痛,头晕;有的表现在皮肤上,出现神经性皮炎、牛皮癣。李贤凤就患了牛皮癣,奇痒难忍,时好时坏,难以根治,备受折磨,至今他的脸上、手上和脖子上都有点点红斑。但是他发自内心地说:“我能为祖国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光和热,我无怨无悔!”

     

        1966年5月9日,我国又一次进行热核弹爆炸试验,又挑选一批勇士穿越蘑菇云取放射性烟云。这任务落在张长坤等九名优秀飞行员身上。在战前动员会上,团政委邹本海直截了当地说:“选你们执行任务,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也是你们的光荣;但是任务难度很大,有一定的危险,关键是没有现成的经验,世界上没有先例,成功与失败都无法预测。不论结果如何,都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或教训。就是牺牲了生命,也是值得的。”他停了一停,又说:“你们都打过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道理不用我多讲,你们自己会想通的!”张长坤心里想:“我们村8个人参军,6个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我没有牺牲也是侥幸,我还怕什么!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发展我国的核弹事业,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我就是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

     

        这次取样领导要求多层次进行,使用9架飞机,分5个批次,4对双机,一个单机,从5000米开始,每批高度差向上2000米,每批间隔5分钟,热核弹爆炸后30分钟,第一批飞机进入蘑菇云。根据专家计算,每人穿云按30秒计,吸收的放射性剂量不超过3伦琴(后来实际检测为9伦琴到10伦琴以上)。但是穿越蘑菇云对飞行员有高度危险,因为飞机进入蘑菇云中,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专家们心中也没有底。

     

        身先士卒的团长桓树林对大家说:“我打头阵,我进去后,如果两分钟内还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表明我已经牺牲,第二梯队不要再进入,航线上的飞机返航。”2点20分,桓团长的飞机起飞了,该张长坤起飞时,他的僚机送话器发生故障,他就成了单机,执行第四批任务。他身穿又重又硬像帆布似的防护服,驾机上天,过了一会儿,听到团长通过无线电话机传来的声音:“我出云了,里面很复杂,不过没有生命危险,你们放心穿越吧!”

     

        团长的穿越,给了后四批飞行员很大鼓舞,很大的信心。张长坤按预定计划爬到11000米高空,开加力,憋住气,打开收集烟云装置的开关,瞬间钻进蘑菇云,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见红一块黑一块的云团翻滚,座舱盖上静电火花劈劈啪啪乱跳,无线电联络中断,机身更是剧烈地颠簸,上下起伏有1000多米,很快,他冲破黑暗,见到光明了。他在蘑菇云中飞行了16秒,真是惊心动魄的16秒,舍生忘死的16秒,显示英雄本色的16秒啊!

     

    带氢弹着陆的孤胆英雄

     

        今年9月8日,我们在昆明有幸见到了彝族飞行师长杨国祥。84岁高龄的他,身板挺直,走路稳健,声音洪亮,思维清楚。提起当年他驾机投掷氢弹的事情,杨国祥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1972年1月7日,是他驾机甩投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在这成功的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情节啊!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成功地塔爆原子弹;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一次成功地空投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研究出第一颗氢弹。要使氢弹有实战价值,必须能运载,能投掷,1969年11月空军向党中央提出了研制强—5飞机运载氢弹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1971年9月8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中央专委会,最后一次审查飞机甩投小型氢弹的准备工作。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十分严肃地提出:“氢弹投不下怎么办?”负责技术工作的张开帙作了可以保证投下的说明;总理还不放心,又一次追问:“万一投不掉怎么办?”停了一停,他拧着浓黑的眉头,心情沉重地说:“我这颗心总放不下啊,万一真掉下来,那真是天大的事啊!后果不堪设想啊!等于自己给自己投了一颗核弹啊,那是对人民的犯罪啊!”他沉思了片刻,一字一句地说:“投不掉你们兜也要给我兜回来!”

     

        谁能想到,百密终有一疏,周总理不幸而言中。

     

        空投氢弹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党中央、国务院下达命令: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实战氢弹于1971年12月30日13时进行爆炸。

     

        这一天,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阳光灿烂,晴空万里,一架白色崭新的超音速“强5甲”战机,携带实战小型氢弹,静静地在机场的跑道上待命。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核工业部九院副院长陈能宽等领导人坐镇马兰机场。11时40分,杨国祥踌躇满志,提前到达机场,他一次又一次仔细检查战机的各种仪表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确认一切正常。这时陈能宽把打开氢弹的第一道保险的钥匙交给他说:“请主飞行员打开保险。”杨国祥没接钥匙,微笑着说:“还是请陈副院长亲自打开吧。”陈能宽点了点头,蹲在飞机腹部,小心谨慎地打开了保险。朱光亚、杨焕民(核试验总指挥)等领导干部一一前来和他握手,祝福他:“杨团长,祝你成功!”

     

        12时20分,现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下令:“2178,起飞!”随即“砰、砰”两声枪响,两颗绿色信号弹在蓝天上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杨国祥开动飞机,闪电般地向罗布泊试验基地冲去。12点45分,战机准确地到达投弹圈外50公里上空,他按照朱光亚的嘱咐打开第二道保险;在距离目标20公里时,他打开第三道保险。这时听到前方指挥员王定烈的话音:“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不要紧张。”杨国祥自信地回答:“2178,明白!”他之所以自信,因为在此之前,他每天两次往返罗布泊,试投了150枚模拟弹,练就了一套娴熟精准的投弹技术,每个技术动作就像计算机一样准确无误,投弹的弹着点距离靶心都在12米之内,等于误差为零。

     

        当飞机距离靶心9公里时,他拉高机头,以45度爬升,到达1200米高度时,他用力按了投弹按钮,并迅速掉转机头往回飞;但出乎意料,投弹装置没有动静,万里晴空没有爆炸声,他立即向指挥部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指挥部立即同意。于是杨国祥驾机绕了一个8字圈,校正航线,按下应急开关,但是氢弹仍躺在弹舱里,纹丝不动。他又用超应急方法第三次投,还是没有投出去,出现了周总理所担忧的“万一”。

     

        这时油料装置发出警告,油料只能飞30分钟了,怎么办?怎么应对这天大的危险?杨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一面在空中盘旋,一面紧张地思索着:跳伞?个人生命可以确保,但携带几万吨TNT实战氢弹的飞机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如果落在核试验基地,那里就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无数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心血将毁于一旦;如果落到观众区或居民区,数万人的生命必然毁灭,国家财产也将受到重大损失。这时他耳际里响起了周总理的嘱咐“兜也要给我兜回来”,他果断决定:飞回去,带弹着陆,他向指挥部报告:“投不掉了,我要回去了。”

     

        带着氢弹着陆,世无先例。当时世界各国大多有“禁止带弹着陆的规定”,我国空军安全条例也有此规定。因为在航空史上,曾经发生过,带弹着陆的飞机上炸弹掉到跑道上,或者着陆时摔在跑道上,引起炸弹爆炸,不仅炸毁了机组人员、飞机、跑道,甚至殃及机场的全部人员和设施。美国的B—52轰炸机对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后,未投出的炸弹绝不允许带回,而要丢到海洋里。而杨国祥的飞机上装的是比普通炸弹威力不知大多少倍的氢弹,它一半埋在机肚里,一半露在机肚下,对地距离仅10厘米,只有一个拳头的高度,落地稍有不慎,弹跳过猛,就有可能酿成弥天大祸。

     

        也许指挥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万一”,更没有想到杨国祥走这一步与几万人生死攸关的极险的险棋,一时竟对杨国祥“我要回去了”的报告没有反应,也许他们一时不知所措,也许他们怕担千古罪人的骂名。这时北京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马兰基地除留下塔台指挥外,所有的人都撤进地道。顿时马兰基地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人们慌乱地奔向地道,有的连炉火上的炒菜锅都来不及端开。

     

        然而,在他们上空的杨国祥却异常镇定,他先按一下按钮,把开放氢弹的机构锁死,保证着陆时不掉弹;接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按照塔台指挥员的口令,准确地完成每一个着地动作,慢慢地降低高度,对准跑道缓缓降落,距地面一米时,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机下的两个轮子“哧”的一声落地,滑行到跑道尽头的消洗处稳稳地停下来,安然无恙。这时,他打开机舱盖环顾四周,除塔台上宋占元师长和唐志敏外,偌大的一望无际的马兰机场看不到第三个人。不一会儿,宋师长开吉普车过来了,问他怎么还不下来。他回答:“报告,没有扶梯,下不来。”宋师长笑了:“你不会爬到飞机翅膀上跳下来。”杨国祥恍然大悟。真是大智若愚啊!

     

        带弹着陆成功的消息迅速报告给周总理,总理高兴地说:“这是我国科学史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

     

        带弹着陆的次日,即1971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灵宝、西安等地各路专家在西安机场汇合,次日清晨飞向马兰。他们详细检查了投弹系统,没有发现问题,又对其他疑点一个个分析测试,都否定掉了。最后在燃烧弹的引火帽上发现了微小变化:操作者为了更好地打火,好心地多拧了螺钉,造成短路,酿成大祸。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

     

        原因查清楚了,实战氢弹试验要不要继续进行,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争论不休,总理提出要听听主飞行员的意见。1972年1月3日,马兰基地总指挥杨焕民向杨国祥传达总理的指示,杨国祥沉思了半刻,说:“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现在出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反复验证很可靠,完全可以再次进行试验。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了。”

     

        1972年1月7日,党中央决定第二次进行实战氢弹投掷。天公不作美,马兰基地中午天气骤变,漫天雪花飞舞,戈壁风沙从西呼啸而来,厚厚的云层像锅盖一样覆盖着机场。朱光亚、杨焕民关切地问即将驾机起飞的杨国祥:“现在天气复杂,能见度低,你看行不行?不要勉强。”杨国祥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就是下刀子也得上了。”他两脚一并,挺直腰杆,举手向首长敬礼,道:“请首长放心,我心中有数,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12时20分,杨国祥驾起战鹰,穿越团团白云,直冲罗布泊试验场,当接近靶心时,他熟练地完成一系列准备动作,果断地按下电钮,飞机一阵剧烈抖动,氢弹已经投出去了,成功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狂喜,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保护罩,高速飞向安全区。氢弹按预定时间——投出后的32秒,准时自动爆炸,一刹那,一道强光闪过,紧接着隆隆巨响直冲九霄,一朵灰黑色的蘑菇云,拖着长长的尾巴冉冉升向太空。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成功了!

     

        当他胜利返回机场时,机场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人们沉浸在自豪和欢乐的气氛之中。

     

        盛祖宏 1951年参加空军,曾任文书、书记、文化教员,1956年复员。本报资深编辑、原《东风》副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杂文学会顾问。著有杂文集两本、小说《第八任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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