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的中国立场与文化使命

    一代学人卓著的贡献，不只在于专业领域里严谨质实的建树，更在于学术范式和精神带来的启示。有幸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朝闻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经常邀请钟敬文先生参加编撰研讨，我也曾在两位先生之间传递信函，交流学术观点，并有机会到北师大的小红楼聆听钟先生有关民间美术方面的教诲。钟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编纂研讨会上强调民间美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并给拙著《中国民俗剪纸图集》题写书名，勉励年轻人要关注国家民间文艺事业，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良多。多年来，我的案头一直有钟先生的《民间文艺谈薮》，激励我在民间文艺领域积极探索，对我在民艺的学习、思考和研究有很多的启示。钟敬文不仅在中国民俗学有开创之功，其影响更超越了学科的阈限，在民间文艺学、民间美术等领域有深刻的创见。他强调民间美术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本身就是民俗，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树立了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学科体系，从学术高度剖析求解文化命题的典范，带来的启示是深远的，引领我们尽己之力担承文化与学术的使命。在钟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撰文以记之。

“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

    “民俗学”（folklore）在英国创立的原意为“民众的知识”，目的是适应英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殖民需要，研究文化较低民族的文化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无知识的东西。20世纪初民俗学传入中国，研究目标被转化为开掘民众文化的精神财富。民俗学在传入中国之初即确立了中国的文化立场和现实目标，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文化启蒙的关口，其研究目标在于认识民众的生活和欲求，并实现社会的改良和历史的发展。

    将民俗学的中国立场和文化使命不断推进并深刻阐扬的正是钟敬文。他不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求解中国的学术命题，而且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钟敬文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积累出发，在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之外，提出历史民俗学研究。他认为仅就中国文学而言，即有古典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三大干流，其中古典文学有民俗文化的要素，可引入实地考察、以今证古法等民俗学方法加以研究。从国家的文化基础出发开展民俗史研究，是“对综合或者单项的民俗事象的历史的探究与叙述，包括通时的或断代的事象的探究与叙述”，以及从文献中搜集资料，对资料进行辨伪、考订，再用唯物史观对所描述出来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从而了解民俗学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了解前人在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工作，总结出民俗学发展的一般特性。因此，与之相应，“民俗学史”也成为“关于民俗事象的思想史、理论史，也包括搜集、记录、整理和运用它们的历史。这无疑是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学科体系，开展学术研究的生动范例。特别是在我们大规模引进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构成系统之际，如何观照本土的知识基础、文化积淀和社会现实，如何构建有自身根基和命脉、有自身生命力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有许多民族属于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活态的古老传说、史诗和仪式生活等濒危性更加突出，亟须加强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钟敬文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不仅关注汉文典籍以及以中原农耕社会为主的民间文化，而且重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俗学，包括渔猎、游牧、稻作、旱地灌溉和刀耕火种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其《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等研究中，即践行了这样的学术思想。中国的民俗学研究需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坚持跨文化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充分认识到民间传统文化的濒危性和搜集工作的迫切性，推动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等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走开放式的学科建设道路。

    正是在这样深刻研究实践的基础上，钟敬文于1998年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在1999年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专著，指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建设。”

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

    钟敬文以强烈的学科意识对中国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对象、体系结构、方法论及效用等方面进行论证。在《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演讲中他指出，“有时一种学术的发展，同其学科意识的发展，不完全是同步的。但如果总是对一门学科的体系结构缺乏认识，还要夸夸其谈这门学科，那么，即使偶然幸中，也是根基不牢、影响不大的”。

    具体在民俗学学科体系构成上，钟敬文提出，民俗学学科体系包括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六大部分，即理论的民俗学、历史的民俗学、资料的民俗学。强调民俗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民众、民间传统文化的基本样式，以及它们在特定社区或者集团中被创造、传承、共享的规律。民俗学者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站在民众的立场看问题，理解和尊重民众的文化创造。应该说，这一理论建构不仅厘定了研究的对象与构成体系，而且明确了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钟敬文的界定明晰而深刻，民俗研究需要真正的融入，不仅诠释社会，同时也反观自己，不仅把握历史演进中生成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致力诠释和发展现实。这对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民俗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上，钟敬文重视发掘学科内在的关联并进行深入研究。他重视本土文化的基础和现实，而且毕生坚持多学科的民俗学思想，并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他关于女娲神话、刘三姐传说、晚清民俗学史的梳理等，都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钟敬文指出人类学和民俗学是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汇通和启发之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上，钟敬文提出，民俗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层次，即哲学层次的方法、与许多学科共同的方法及本学科的特殊方法。具体在民间文艺学等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总结中，他强调原理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评论工作、方法论及资料学等四个方面。可以看到，原理研究是“关于民间文学各方面现象的理论研究，它不仅包括对这种对象广泛的、概括的研究，同样也包括对各种现象的局部的、断片的专题研究，还包括现实的理论问题如‘改旧编新’、新故事发展、五八年民歌评价等”；历史的探索和编述则包含“1.作品史（各种体裁的或综合的）；2.科学史（理论史，如神话学史、歌谣学史、民间文艺学史等）”。总之，他重视发掘民俗事象的源头，从民众文化出发探讨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考证民俗事象的来源与形成时间，更从民众生活的观念演变等角度研究其生成与变化。

学术思想启示当下

    钟敬文等学术前辈在中国民俗学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在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激烈的对撞冲击中，能够坚守中国的文化立场，阐发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并在学科层面加以建构和发展。当下，我们要面对和致力解决的仍是百余年现代化进程中包藏演进的文化问题，而且它不像东学西学孰优孰异、传统现代断层与融入那样纯粹，而是裹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与经济发展、生活变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态交织在一起，因此更需学术研究有中国立场和本土视野，需要深层次的文化的切入点，并致力从文化视角寻求解决之道。

    钟敬文曾将民俗学定位为“当代学”（现在学），作为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当代学，“民俗学界开始采用‘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概念来帮助界定研究对象。这些概念把民俗事象作为生活整体的有机组成来看待，约定的研究旨趣是通过民俗事象来理解生活整体，这就与以前把民俗事象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只为与古代社会建立联系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范式”。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须这样的眼界视野。当传统村落不断消亡、民间文艺生态面临危机、传统民俗的凝聚力及精神内核遭遇改写和置换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并明确自身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和理路，实现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化。

    因此，钟敬文矢志不渝的学术实践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首先是有学术研究的本土立场和思考深度。所谓“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没有价值立场，创新就会蹈空，就会丧失创新深度”，应有深层次的问题意识，不只是关注社会日常的、表面的、热点的、常态的层面，更要关注潜藏在深处的文化问题，关注其驱动作用以及现在没有来临将来会出现的诸多影响。

    同时，在钟敬文学术思想的感召下，我们应实现学科层面的研究和引领。学科建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定相关知识谱系，并将研究事象提升到原理层面，建构起相应的方法论体系，对于学术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正如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数千年传承不断的手艺文脉，也应提升到学科层面加以研究。不仅因为历史上“器以载道”“器以藏礼”，手艺以物质文化的形式融合了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诸多内容，包含了认知、技能、审美等诸多要素，而且就中国文化而言，它既有丰厚的传统积淀，也在急剧转型中不同程度地面临断层、失语的危机，因此，加强历史化整理和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极具紧迫性。

    钟敬文学术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文化的关注不仅涉及有形的物质和空间载体，更要深入到精神状态层面，寻找关键的文化策略。事实上，当前一个突出的现实在于，“人类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文化的传承和内在创新能力的发展都在这样的语境里展开，关注文化精神的内核才有望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