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老头儿黄永玉

    “表叔（沈从文）是个很规矩的老实人，一辈子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他不像我。我是盐，他是棉花，如果历史是雨的话，他将越来越重，而我将越来越轻。我是经不起历史淋浴的，因为我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

 

——黄永玉

 

    九十岁该是怎样的状态？或健康矍铄，或卧病在榻，或含饴弄孙。当然，最好能挽着老伴的手相依相偎。

 

    也许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晚年。而这篇文章的主人公“鬼才”黄永玉却在艺术道路上愈走愈快，愈走愈有趣，愈走愈创造。

 

    今年8月，“黄永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10年前在同一地点，举办了“黄永玉八十艺展”。十年了，黄永玉依旧矍铄，依旧倔强，依旧坚持。他要求展览照老办法办，开门就看，不剪彩不演讲，更不要搞酒会和研讨会。

 

    于是，画展开得简单、直白、大气，看似“安静”却又震撼着整个华人世界。

 

九十画展

 

    艺术的造诣像陈酿的老酒，放得越久，味道就越醇厚浓香；年龄越大，技艺就越炉火纯青。

 

    身为晚辈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步入黄永玉画展的第一展厅，其经典之作《阿诗玛》《山鬼》率先闯入眼帘。这些作品我以前只在画册上见过，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欣赏，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震撼。

 

    大幅画面中，女子低头沉思、脉脉含情，白皙的皮肤与幽暗的山林形成鲜明对比，披在身上的鲜艳花瓣在幽静的山谷中格外显眼。“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画中的赤豹被独特的笔法描绘得略显狰狞，夸张的线条表现出匪夷所思的力量感，但在“山鬼”面前却甘愿俯首称臣，忠心耿耿。

 

    正如一位艺术家所说：自古至今，以山鬼为题材的作品数以百计，多是平淡无奇地湮没在历史潮流之中。最能够打动人的山鬼，一幅是徐悲鸿清幽娟秀的山鬼，一幅就是黄永玉夸张放肆的山鬼。

 

    展厅中每幅作品前，都会聚集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数幅欧洲街景写真是黄永玉游历欧洲时的写生，翡冷翠（佛罗伦萨）在他的笔下色彩斑斓，表达着画家对文艺复兴圣地的歌颂。展厅中，版画、油画、国画甚至雕塑，小到不足一尺，大则数丈有余，这些都是黄永玉自学成才却技艺天成的结晶。

 

    无论你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走进展厅深处，无不在黄永玉巨作《九荷之祝》前惊叹驻足。这幅国画一丈见方，九支荷花栩栩如生，迎风招展，侧首怒放，高耸挺立。画作尺寸356cm×284cm，每朵荷花都有一尺多大，荷叶和根茎更是硕大。绘制如此“大块头”已非易事，而此时的黄永玉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站在九支巨荷前，我除了惊讶赞叹便是肃然起敬了。

 

    伴随这次画展展出的还有黄永玉在今年创作的几幅书法。书写的内容并不是古人诗词，而全都是他自己的词句——

 

    “人说八十不留饭，大伙吃给他们看。”诙谐可爱，铿锵坚定。

 

    “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神采飞扬，浪荡不羁。

 

世外桃源

 

    对黄永玉而言，出生并度过童年时光的凤凰城自然是他的第一故乡，而生活了很多年的北京城可算是他的第二故乡。于是1997年，年逾古稀的他设计了这座古典建筑风格的“万荷堂”，2001年迁入，住进自己的作品中颐养天年。

 

    “万荷堂”仅仅花了7个月，就从宣纸的线条变成了地上的实物。了解黄永玉的人知道，他之所以建造“万荷堂”，是希望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创作大幅的绘画作品，又能够远离都市的喧闹而静心进行思考和写作，它简直就是一处“世外桃源”。如同黄永玉不仅是一位画家一样，“万荷堂”也不是一座简单意义上的住所，而是这位老者平生最大的一件惊世骇俗的巨作。

 

    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年轻记者，能够进入“万荷堂”采访黄永玉，简直做梦都不敢想。如今，我依旧地清晰记得汽车驶到京郊通州的徐辛庄，经过路边的一个亭子下了公路，穿过一片树林便来到一座高墙围住的院子前。

 

    树木繁盛，庭院深深。黄永玉指着西院的那个铜雕向我们调侃道：“太喜欢它了。”顺着他手指方向看过去，发现铜雕的造型真是稚拙可爱，同正房屋檐下悬挂着黑漆金箔的大匾“万荷堂”相得益彰。更令人叫绝的是大厅那些粗大的原木柱子，它们并没有被打磨成规矩统一的浑圆笔挺，而是保留了自身的不规则形态，既显示出传统结构的精湛工艺，又呈现着木质纹理的天然美感，尤其那一个个隆起的木瘤，更是各有姿态，妙趣天成。

 

    黄永玉的画室正房足有200平方米，屋里迎门竖着6根3米来高的大柱子，上面有他的书法。一面巨大厚重的花梨木画案横在柱前，黄永玉则端着烟斗站在案前。

 

    那一年，在“万荷堂”亲历了黄永玉画荷花。那幅作品高5米、宽6米，高处的荷花他是要坐着升降机画的，好神奇的方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创作情境。

 

    从升降梯下来，黄永玉领我们来到东院的大客厅，这里是他会客、休息、听音乐的地方。客厅的桌子两米多宽，近六米长，是他用非洲加蓬的大花梨树干做成的，与画室的画案同出于一棵树。大树的整块树皮做成了楼梯的护栏。

 

    透过客厅落地窗的整块玻璃，看到3亩荷塘四周的楼阁由长廊环绕。荷塘边的大石桌前，黄永玉手握烟斗的铜像坐在石凳上，似乎在守护着塘中的万杆莲荷。塘里不仅有荷花，还种植有数十株老梅树。遗憾的是，我去的那一年，荷花还没有开，“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佳趣美景，自然也无眼福。

 

    其实，以黄永玉的个性而言，他在院落中最惹眼的地方竖一尊自己的雕塑，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铜像本身：五短身材，赤裸身躯，一手提着遮羞布，一手端着大烟斗，浑圆的脑袋上立着两只硕大的扇风耳。诙谐有趣，妙不可言。

 

    黄永玉不仅包办了“万荷堂”的整体建筑，还包办了内部装修。大到家具装饰，小到烛台碗筷，处处亲力亲为，用尽心思。他每天坚持早晨6点起床，散散步，吃点简单的早餐，就开始埋头工作，恪守每周5天工作制，而且每天工作时间绝不少于８小时。通常，他只有在周末才会放下工作，邀请朋友们前来“万荷堂”欢聚畅谈。

 

贪玩人生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必被提及。其实早在他出生之前，沈从文就已走出湘西。直到上世纪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上的叔侄二人才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直至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希望他永远光泽透明。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

 

    曾经在黄永玉写的一篇谈论沈从文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

 

    “表叔是个很规矩的老实人，一辈子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他不像我。我是盐，他是棉花，如果历史是雨的话，他将越来越重，而我将越来越轻。我是经不起历史淋浴的，因为我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

 

    就是这位自称“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黄永玉，却无师自通、多才多艺，让世人不解和困惑，他怎么可以这样聪明！

 

    12岁那年，读完小学的黄永玉离开家乡，只身来到福建集美中学读书。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他想象得那般精彩，抗战的烽火打破了他的求学梦，初中刚读了两年，他就不得不辍学到社会上闯荡。他当过瓷场的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一天，他在码头上偶遇中学时的军训教官，便被介绍到军队里成了一名司书。

 

    这是一份轻闲的工作，每日只需抄写几篇公文一个月就可收入8块钱。黄永玉偏偏不是个会享清福的人，抄完公文嫌其呆板无趣，闲着没事就开始在上面“乱画”。他先是把“通令”二字用别致的花边装饰起来，又意犹未尽地将下面的横线改画成一只夸张的小狗。

 

    看到经自己的一番打扮，刻板的公文变得活泼可爱，黄永玉心里感到很得意。但是，没想到如此不严肃的公文贴出之后便让他失去了这份工作，因为长官大发雷霆非要知道是谁画的。

 

    16岁的小司书上任没几天，就失去了这份美差，只好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后来，又有好心人把他介绍到税务机关当股长。工作之余，别人喝茶聊天，他却致力于木刻创作，又刻又印，把整个办公室变成了木作坊。看在介绍人的面子上，上司奉送了两个月的薪水请他去“另谋高就”。

 

    此后，黄永玉在中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剧。无论怎样，艺术创作都无法离开他的生活。黄永玉无师自通的木刻不仅可赖以谋生，还博得了行家里手的称赞；灵性十足的书法受到弘一大师的亲传；虽然自认为编剧的业绩说来惭愧，却奠定了著名演员石挥的成名基础，也算是值得一提。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黄永玉的才气。上世纪40年代末，黄永玉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副刊编辑临时告急：“缺一整版稿子，排字房等着发稿呢。”他二话没说，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连写带画，几小时后一块高质量的副刊版面就完成了。

 

    黄永玉是位不折不扣的全才。他年轻时就以线条粗犷、刀法奔放的版画赢得赞誉，后来又以自成一家的国画闻名于世，而那些颇富哲理的漫画更是在令人会心一笑后，免不了还要引发深思。而其油画方面的成绩，也丝毫不比版画、国画和漫画逊色。

 

    黄永玉是画家，还是雕塑家、诗人和作家。他出版的画册包括人物、风景、花卉、版画和雕塑设计等不同类别，出版的文学作品囊括杂文、游记、诗歌等各种集子，40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在《芙蓉》上连载。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一举夺得《诗刊》年度创作一等奖。

 

    据说，当年在出这本诗集前，编辑曾想请诗人、美术教育家艾青作插图，却被他婉拒了。他不能受命的理由是：“真若如此的话，当读者看到‘黄永玉诗，艾青画’时，岂不是要误以为将我俩的名字排颠倒了吗？”

 

    诗书画俱佳的黄永玉将爱好这样排序：写作、雕塑、木刻、绘画。他每天上午都在写作。他总是说：“写书没什么钱，画画挣钱养家。家里的厨师、司机、管家和保姆都是从家乡找来的，要善待他们。”

 

勤奋态度

 

    新中国成立前的生活动荡不安，黄永玉靠着对艺术创作的执着与勤奋度过了这个极为艰辛的岁月。他认定人活着就得作出贡献，无论为谁，就算为自己也好。所以苦的时候能够撑得住，好的时候也不要飘飘然。任性率真的他为人处世更多的是受激情支配，但在非常态的社会环境中，他也学会了忍耐，使自己变得坚韧而机敏。那时，如果有“不速之客”上门，他能在一分钟之内迅速地将桌面收拾得不露一点痕迹。

 

    终于，盼到了神州大地雨过天晴。这时，人们惊喜地发现，不论艺术理念，还是创作手法，黄永玉都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那些池塘、荷花、水鸟等均是历代画家一再画过的传统题材，到了黄永玉的笔下却呈现出极为独特的绘画语言。传统国画讲究“计白当黑”，他却偏偏来个“以黑显白”，这种反向继承不但使画面看上去主体突出，色彩斑斓，更显厚重而有力度。

 

    黄永玉勤奋且不崇尚空谈，尤其不喜欢那些强加在艺术上的沉重使命。对于那些不大理解他或又不懂他的人，他丝毫也不在意。他总是说：“只要自己画的画别人喜欢看就好了，如何归类并不重要，创新也不是目的，关键是要画出好画来，不算国画也没关系，我没有闲暇去进行那些争论，有时间不如多画些好画。”

 

    从黄永玉写给一位老友的信中，可以得知他从巴黎到佛罗伦萨，半年期间的工作量有多大——

 

    “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风景写生，包括巴黎塞纳河沿岸的长手卷，以及佛罗伦萨全景的一个长手卷，再就是一些零碎的法国和意大利有关著名艺术家故居掌故的画。一部分是30余幅一米二见方的油画，包括风景和一些所谓‘主题性’的作品。还有七八件小型雕塑，都是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文章则是一篇篇的游记散文，先写了12篇巴黎，以后则是佛罗伦萨，大约也有这么10来篇。几个月来，我就这样送走了时间。”

 

    九十年的生活，黄永玉几乎都给了创作，和这样一位老者相比，不要说学识和成就，仅勤奋这一点就会令很多艺术家感到惭愧。

 

    黄永玉曾说：我们这个时代好像一个眼口很大的筛子，筛筛筛，好多人都被筛下去了，剩下几个粗的，没有掉下去——我们是幸运的。黄永玉被形容最多的一个词是“传奇”。其实在他看来，每个人生活的实质也许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对待生活的一颗心。

 

疯狂跑车

 

    黄永玉玩儿车不是传说。

 

    还是那年去“万荷堂”采访，刚一进门，我就看见停在院子里的红色法拉利，很是惊讶，如此年纪还开跑车，够范儿。

 

    黄永玉爱车已成为他时尚的标志。车，被他视为掌上明珠。在他的这些宝贝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的第一辆尼桑跑车。黄永玉曾在一次访谈中对记者说：“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这第一辆尼桑小跑可是北京的第一辆私家车，因为当时私人要拥有一辆汽车没有先例。最后据说还是经过特批才办妥其他手续的。”接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他又购买了一辆德国原装奔驰S320。

 

    2000年，黄永玉在北京建好了“万荷堂”后，竟然心血来潮，从德国买了一架马车，有时候自己驾着马车在通州徐辛庄“万荷堂”外面的公路上玩。那时候，“万荷堂”周围的居民都不知道驾车的老头儿什么来头，只是觉得老头儿可爱好玩。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个大画家。

 

    驾马车驰骋，开跑车疯狂。

 

    2004年，尽管已年过八旬，但爱车的黄永玉买车的“壮举”有增无减，陆续添置了红色宝马敞篷跑车、保时捷911敞篷跑车、路虎发现越野车、保时捷卡宴越野车以及红色法拉利F430……

 

    随着车辆逐渐增多，最初的那辆尼桑小跑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黄永玉找机会把这辆车拉回到凤凰老家，让它静静地待在家里。这辆车虽然现在已经不开了，但老爷子并没有忘记它，每次回凤凰，他都会抽空看看。

 

    聊黄永玉买车必须聊他考驾照。虽然那时已年过半百，但黄永玉为了亲自开车毅然决定考驾照。那时考驾照不像现在，只要通过理论与实际驾车考试就可以，而是还要懂得修理汽车。

 

    黄永玉说：“那个时候（上世纪80年代初）要考驾照，你得首先是一名‘二级汽车修理工’。因为考试时会有这方面的内容。我一个老头子跟交通部门提出了考驾照的要求，结果（北京的）交通部门就专门为我举行了一次考试。当时考官指着汽车的一个零件问我说要是这个零件坏了如何修，我说坏了换个新的就成。”

 

    黄永玉的这个答案当时把考官弄得哭笑不得。后来，他终于通过努力顺利拿到了驾照。虽然拿了驾照，但由于年纪大，家人一直反对黄永玉自己开车，听说他最近一次开车是2007年回老家的路上，开的是他2003年买的宝马Z4。

 

    不知道九十岁的老顽童还会不会买车，但是，九十岁之后的黄永玉一定会给我们更多惊喜。

 

    也许，“百岁画展”。也许，买架飞机也说不定！（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杨 光）